處於崛起之中的力量，總會對已經存在的更為強大的勢力産生某種擔憂，擔心後者會如何看待和應對自己的發展壯大。2009年以來的中國，正在重復著這種擔憂，特別是隨著美國高調重返亞太，中國各界的焦慮感明顯上升。

　　從表面上來看，美國面向亞太的軍事、外交、經濟等諸多調整似乎都在指向中國，但從更廣闊的層面探究，我們就會發現，美國將戰略重心從歐洲東移到亞太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正在進行中的美國戰略重心東移

　　整個20世紀下半葉和本世紀初，美國的戰略重點都在歐洲。因此，2009年7月21日美國國務卿希拉裏克林頓在泰國曼谷首次提出“重返亞太”的構想時，不少人還只是把這種提法當做概念性的宣示。

　　但美國隨後採取的一系列舉措，讓人們放棄了樂觀的想法。2010年，希拉裏在夏威夷的兩次演講清楚地表明了美國重返亞太的意圖，之後她于2011年在《外交政策》雜誌發表的《美國的太平洋世紀》一文及更晚些時候奧巴馬在澳大利亞議會所作的“太平洋軸心”的演説，進一步印證了美國戰略重心向亞太地區轉移的決心。

　　希拉裏在文章中説，“亞太地區已經成為全球政治的主要驅動者”，美國的當務之急是在亞太地區“外交、經濟、戰略等方面大力增加投入”。正是在這一理念的驅動下，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逐漸實體化。

　　首先，美國開始調整軍事部署，大力推進軍事能力再平衡。2010年美國《四年防務評估報告》提出的軍事能力再平衡目標及對於美國所面臨的安全威脅的判斷，明確指向亞太地區和中國。去年11月，奧巴馬宣佈在澳大利亞增設達爾文港為美國海軍陸戰隊基地。今年6月2日，美國國防部長帕內塔在新加坡香格里拉會議上又宣佈了一系列新安排，使得美軍再平衡戰略的進度不斷加快。其表現主要在四個方面：第一，著力強化海上軍事力量。按照帕內塔的説法，到2020年，美國海軍60%的艦隻將集中到亞太地區，包括11艘航母中的6艘。這一調整將徹底打破美國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一直堅持的在中東、歐洲與亞太地區部署同等規模海軍力量的傳統模式，這事實上是將海軍戰略重點明確標注在了亞太地區。

　　第二，重點經營關島基地。目前關島已經部署了美國最先進的F-22戰鬥機，按照美軍公佈的建設規劃，未來這裡還會有大量投入，在美國將兵力從第一島鏈收縮到第二島鏈後，未來這裡極有可能成為美軍新的戰略指揮中心。

　　第三，針對南海局勢強化部署。美國計劃在新加坡部署先進的瀕海戰鬥艦，大有針對南海特別是控制馬六甲海峽之意。此外，美國還以輪駐訓練的方式保持在澳大利亞和東盟地區的軍事存在，目前這一模式已在澳大利亞和菲律賓開始試行，未來將有可能進一步擴大到越南、泰國和馬來西亞。

　　第四，推動“亞洲版”導彈防禦體系建設。美國擬推動目前的雙邊導彈防禦體系向三邊模式轉化，集中力量于東北方向的美日韓、東南方向的美日澳兩個三邊反導體系的建設，為構建“亞洲版”的導彈防禦體系做鋪墊。

　　此外，美國還在將“空海一體戰”構想逐漸從理念向實踐推進，2012年1月5日發佈的《維持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21世紀國防的優先任務》首次以戰略性文件的形式強調美軍要具有應對中國軍方正在建設中的“區域拒止和區域反介入”能力的軍事干預和打擊能力。

　　應當説，在亞太“再平衡戰略”帶動下，美國針對亞太的軍事部署和戰略能力建設正在迅速得到強化，其中有相當部分是針對中國崛起而來的。從部署調整及兵力強化的方向來看，五角大樓應對中國崛起的亞太新佈局已經展開，其核心是要建立起美國的前沿軍事基地和軍事力量，以區域多國防務合作為依託，織起一張覆蓋整個亞太地區的大網，封堵有可能挑戰美國霸權的崛起力量。

　　其次，強化前沿外交，維護美國的地區領導地位。美國2010年的《四年防務評估報告》對中國崛起給予了特別關注，認為這是導致世界局勢複雜不確定的關鍵因素之一。與此同時，報告指出，美國要維持世界穩定與和平，必須更多依靠關鍵盟國和夥伴國。

　　為此，美國充分利用各種機會鞏固業已有所鬆動的同盟關係，重點加強與日本、韓國、澳大利亞、泰國、菲律賓間的聯盟體系，強化軍事同盟內涵。如在2010年的“天安艦”事件、“釣魚島”事件及其後爆發的南海危機中扮演特殊角色，利用矛盾弱化已經出現的地區合作趨勢，借機鞏固美國在亞太地區安全體系中的主導地位。

　　同時，在五大傳統軍事盟友的基礎上，大力推進新型夥伴關係，努力與越南、新加坡、馬來西亞、新西蘭等國加強聯絡，利用一切機會尋求與兩印(印度和印尼)建立準盟友關係，不斷擴大夥伴網絡，恢復地區領導力。

　　最後，大力推進TPP(“泛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謀取亞太經濟發展主導權。隨著東盟“10＋1”自由貿易區的正式啟動，以東亞為中心的區域經濟一體化得到強勁發展。這一充滿活力的地區經濟運行模式，在全球性金融海嘯的衝擊面前展現出強勁的生命力，為世界經濟恢復增長作出了巨大貢獻。亞太地區強勁的經濟活力不僅吸引了中小發展中國家，而且得到了日本、韓國的積極響應。在這一強勢的一體化進程中，美國的影響力逐漸弱化，並出現了被邊緣化的趨勢。因此，在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中，內含了重新奪取亞太經濟主導權的目標。

　　在這一背景下， 2009年，美國高調加入最初由四個小國發起的TPP，其後開始接手並主導TPP發展進程，使其性質與作用發生根本性改變，成為美國主導的經濟合作模式。目前，TPP已經擁有11個成員國，日本、韓國也已經表現出參加該協定談判的意願。這一由美國主導的新興經濟合作模式事實上已經與東亞現存的“10＋X”模式形成競爭態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