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台灣鴻海董事長郭臺銘突然宣佈要給台灣員工大幅調薪，隨後也引起其它島內科技業者的跟進。由於物價上漲，郭臺銘説，“鴻海有責任幫員工調整薪水”、“照顧員工是企業的社會責任”。對此臺媒《中國時報》10日發表社論評價説：大哉斯言！其實，台灣上班族“薪苦久矣”，現在，是到了該改變的時候了。

　　社論説，雖然台灣以GNP統計一直成長，從一九九八年的一萬二千多美元，增加到今年的二萬一千美元，但實際上一般台灣上班族受惠極少。根據台灣行政主管部門主計處統計，近十多年來，島內受僱員工平均薪資幾乎是完全停滯，考慮物價因素後的平均實質經常性薪資，甚至比十三年前還低，原因就出在經濟成果分配比重失衡。

　　社論指出，過去，台灣受僱員工報酬佔GDP的比重，大概都在五成上下，這代表一般上班族可分到經濟果實的一半左右；但這個數字在一九九○年達到五一．四％的高點後，就上不去了；不但上不去，還逐年下降，現在只剩下四四％。相較其它地區，雖然也因為全球化因素，讓勞工議價能力下降，導致受僱員工報酬佔GDP比重從高點下降了五到六個百分點，但其比重至少還都維持在五五％上下，如台灣一樣掉到四四％，真可謂是慘中之慘。日前台灣萬泰銀行董事長盧正昕就説，三十五年前他進花旗工作，起薪四萬四千元；今天銀行找主管級的儲備幹部，薪水居然只有五萬五千，去年連五萬元都不到。讓他大嘆“台灣的白領實在太便宜了”。

　　這十多年來，一來是全球化，台灣受僱員工面對包括對岸在內的全球人才的競爭，二來許多上市櫃公司日益“華爾街化”。哈佛管理學中，強調企業的責任包括：員工、股東、社會等三方面利益的平衡，但從分配比看，台灣企業明顯日益傾向股東，員工日益被忽略。過去除非企業虧損，否則受僱員工幾乎年年都能盼到調薪；現在則是“調薪是例外，不調才是正常”。甚至連外派到大陸的“臺幹”，十年前能享有遠高於原薪資與福利的待遇，以作為補償。現在不是取消就是大幅縮水。相較之下，韓國企業派出員工到大陸與其它國家和地區，都給予高額的外派獎金，連子女教育等家庭因素都包含在企業責任內。兩者相較，實有天壤之別。

　　社論分析，台灣經濟果實的分配不斷惡化，受僱員工分配比重持續下降，股東分配比重則節節升高；短期來看，股東獲得更多分配，是佔了便宜。但長期下來，低薪導致整體的人才流失、難以吸引更優秀的人才，終究是影響了企業的競爭力，最後也讓企業的獲利與競爭力下降，其實公司與股東還是吃虧。曾經是島內股市投資人追捧的許多科技公司，早期享有數百元新台幣的股價，但失去全球競爭力後，現在都是“雞蛋水餃股”，部分則甚至已瀕臨破産、紓困邊緣，最後股東還是淪為大輸家。

　　我們可看到，近十年才在全球崛起為科技産業一霸，已隱然可挑戰蘋果霸權的韓國三星企業，就是一個高度重視人才的企業。三星強調的是人才投資、培養絕對不省錢，願意以高薪留住人才，或對外挖掘人才。三星總裁李健熙服膺的是“一個天才可以養活數百到上千人”的精英人才哲學。長期的培養與發掘人才，讓曾在一九九七年亞洲金融風暴中倒地的三星，僅以十年的時間，超越所有亞洲對手，公司市值超越一千五百億美元，打敗所有的日本企業。

　　近年台灣産業─特別是科技業出現警訊，從DRAM、LCD到手機、3C品牌，都被韓國三星等廠商打得毫無還手之力，或許，長期過於偏重股東獲利、受僱員工分配比日減、忽略人才培養等，就是一個重要但被忽略的根本原因。郭臺銘那句公司“有責任幫員工調整薪水”、“照顧員工是企業的社會責任”，是值得企業家深思取法，該是改善經濟果實分配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