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設規模和速度都處在歷史最高水平。作為“國務院保障性安居工程領導協調小組”的&&部門，住建部正抓緊起草《基本住房保障條例》（下稱《條例》）。相關人士表示，制定《條例》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消除保障性住房的牟利空間。

　　保障性住房，天然帶有部分公共産品屬性，一方面由政府部門主導供給，另一方面始終不應以盈利為目的。或將出臺的《基本住房保障條例》，將“消除保障性住房牟利空間”，作為初衷之一，當然有著很切實的考量。過往案例表明，鋻於現實種種規定的尚不週全，“經適房”等不時淪為低買高賣的投機品。久而久之，不僅背離了自身定位，且造成了有限資源的配置錯位。

　　壓縮甚至消除保障房的牟利空間，其實毫無難度。根據各方透露出的信息，《條例》擬規定“購置型保障住房再上市，必須由所在地政府優先

　　回購，而不得自行進入普通商品住房市場再行流通”；除此，一些權威人士也建議，“對再上市流通交易增值部分，政府應當收取50%至90%的重稅”。兩種全然不同的思路，當然各有利弊，但從效果來説，應當都能很好地壓制個體利用保障房投資、投機的衝動。

　　然而《條例》之中，關於“壓縮保障房牟利空間”的條文，到底能否産生可觀的社會效益，其實仍然有待觀察！因為，公眾並未曾看到明確的數據統計，來力證“倒賣保障房”的紅火程度。那麼，一個自然的追問是，倘若“借交易保障房獲利”只是極少數人的行為，大張旗鼓地推動立法規制，是否不應寄望過多呢？當然，違法人群的多少，從不必然是法律沿革的依據。但是，倘若從社會利益增量角度考量，不夠精準、適用對象有限的立法，真的有待商榷。

　　法律不應只是紙面的遊戲，不該只滿足於邏輯的自洽、目的的正確。

　　特別對於專門性的政府條例而言，最大程度保證“實用性”、“效益性”，實乃前提性的思考。事實上，“保障房”所面臨的問題，更多還是集中于“分配”層面，沒有一個充分透明、各方信服的售賣流程，繼而種種灰色交易、利益勾兌不絕，甚至出現了“保障房被公務員私分”、“保障房按商品房售賣”等詼諧鬧劇。凡此種種，明顯存在的制度後門，本應當在新一輪的立法中予以修復。較之個體倒賣保障房牟利，不完善的保障房配置流程，顯然更多見、危害更大。

　　對於保障房工程，在某些地方缺乏建設動力的前提下，通常以行政指令、定期考核的方式予以推進。此類操作，當然能促成保障房數量的可控，但至於稀缺的保障房能否最大程度實現分配正義，卻不是這麼簡單。明乎此，醞釀中的《基本住房保障條例》更當有所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