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視《新聞1+1》2012年2月28日播出《網絡“謠言”，止于何處？》，2月19日，某男子在網上發佈消息稱河北保定一家醫院發生非典疫情，由此被勞教兩年。據悉，關於網絡謠言處罰，各地判例差別較大。法學專家徐昕稱，2年勞教處罰偏重。（2月28日央視）

       誠如中國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副教授陳碧所言，“對謠言不加管制是危險的，但對謠言的過度打擊，卻是更加危險的，對於網絡謠言的界定同樣如此。”形形色色的造謠、傳謠，混淆視聽，擾亂社會，公民無不深惡痛絕，堅決支持毫不留情地予以打擊。作為公民個體和社會團體，無論是在現實社會，還是在網絡世界，都應當加強自律，客觀、理性發言。畢竟，言論自由必須有個邊界，突破了這個邊界就適得其反。

       “非典造謠者”劉某某被勞教兩年，不僅引發廣大網民的廣泛關注，也受到有關專家的高度關切，大家既認為該懲，同時又普遍覺得處罰過重。如過街老鼠人人喊打的網絡造謠，何以反而讓大家“同情”、專家“説情”？説到底其中有一個執法境界的問題，一方面要嚴格依法執法，在尊重事實、法律的前提下，做到罰當其罪、罰當其責；另一方面，要分清有沒有主觀惡意，有沒有客觀的值得從輕處理的情節；同時，行政、執法者有必要保持應有的謙抑、自省和自責。

       “非典謠言”的出籠，並非完全空穴來風，19日出現有關非典的傳言後，有關各方的回應一直語焉不詳，直到25日才宣佈確診為腺病毒55型引起的呼吸道感染。或許是技術條件限制，或許是主觀原因導致，反應不及時、信息公開不夠，才令“非典謠言”繼續傳播、發酵，引發公眾猜測甚至恐慌。倘或第一時間發佈消息、跟蹤播報專家診斷檢查結果，就完全可以避免這次“謠言疫情”的傳播。

       近期受到公眾關注的類似情形還有兩例，一是江蘇鎮江男子孫某，因為散佈水污染“謠言”被以“擾亂公共秩序”為由處以行政拘留5天。最初出現沉船污染傳言後，當地稱純屬謠言並表示徹查造謠者責任，可後來證實韓籍船長江非法偷排化學污染物，警方憑什麼再“秋後算賬”？另一是幾天前江蘇網友“安東一怪”發帖發泄對氙氣大燈管制不力的不滿，警方做出感謝監督、加強執法回復的同時，卻因網帖用語不文明對其作出行政拘留9日的處罰，讓人哭笑不得。

       發佈、傳播未經證實的消息，或者語言粗暴、不雅，當然不應該被允許，但教育、責令道歉等，不足以起到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目的，而非得課以嚴厲處罰麼？作為行政或者執法者，對公民不當言論動輒惱羞成怒，不分青紅皂白地嚴加追究，沒有一點開明、包容的雅量，而對自己工作中存在的不足甚至失誤卻不作檢討，難道延遲發佈權威信息、“以謠辟謠”就不該承擔責任麼？顯而易見，公民言論無邊界，行政執法無境界，都可能對良好的民主政治氛圍、寬鬆的輿論監督環境帶來傷害，值得全社會認真檢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