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當下的網絡言行，執法者在糾治違法的同時，一定要綜合考慮造謠者的動機、方式、後果等因素。在社會危害不明顯的情況下，執法機關還是以寬宥為上。

　　互聯網時代，網民的言行易失去約束，呈現出部分虛假誇張、雜亂無序的狀態，這給執法者也帶來難題，既要精確打擊又要避免“因言獲罪”，如何從中尋求有理有節的執法策略至關重要。近日，保定公安機關依法對散佈“非典”虛假信息的劉某勞動教養兩年，為我們提供了剖析的素材。

　　無論是事關公共安全，還是涉及他人人身權益，網絡上的謠言四起最終都將危及到現實中我們共同的生活秩序，所以每個人在行使言論自由權利時都必須恪守必要的界限。與此同時，為了保護略顯脆弱的網絡監督氛圍，盡可能拓展公民表達自由的空間，執法者又必須考慮對違法言行的打擊力度，提防造成噤若寒蟬的不良效應。

　　保定公安機關對劉某的制裁，與以往的“因言獲罪”案有著根本不同。劉某採取造謠的方式吸引公眾對其經營的網站進行點擊，在未經證實的情況下，在互聯網發佈“保定252醫院確認一例非典”，並自己連續跟帖製造影響，目的不正當，手段也違法，同時造成了一定的不良後果，早已觸犯我國治安管理法，理應受到處罰。但在類似的網絡謠言處罰執法中，如何貫徹好“寬嚴相濟”值得反思。

　　複雜的網絡輿情生態，讓傳統意義上的造謠産生許多新問題，除了影響的深遠、後果難控之外，執法機關如何合理、準確地評估其社會危害，並以此衡量違法行為人的法律後果，也變得比較複雜。本案雖然處罰的正當性、合法性並無明顯缺陷，但在幅度上則存有偏重的嫌疑。

　　我國《治安管理處罰法》規定，“散佈謠言，謊報險情、疫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擾亂公共秩序的”， 處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並處五百元以下罰款；情節較輕的，處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罰款。相反，在有關勞教的法律法規性文件中，並無造謠的明確條款，只有2002年公安部《公安機關辦理勞動教養案件規定》列出了“製造恐怖氣氛、造成公眾心理恐慌、危害公共安全”。從立法語言措辭上看，後者明顯要嚴重得多。執法者捨棄國家法律而優先選擇部門規章，如果缺乏足夠的嚴重後果證據，則有違罰當其過原則。

　　對於當下的網絡言行，執法者在糾治違法的同時，一定要綜合考慮造謠者的動機、方式、後果等因素。如果是出於“不明真相”的監督意圖，特別是在公權力部門封鎖消息的情況下，網民基於自己的權利擔憂而做出的揣測性懷疑，抑或是道聽途説後在網絡上轉載、跟帖以求真相，在社會危害不明顯的情況下，執法機關還是以寬宥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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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特約評論員 傅達林

　　作者：評論員 傅達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