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9月，一外地男子帶公證員來到南京瑞金路一家不起眼的煙酒店，花8萬多元購買了5箱茅臺酒。經檢驗，5箱均為假酒，要求按照《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享受“退一賠一”。在法庭上，煙酒店老闆認為，這名外地男子“知假買假”，不應受消法保護，因此只願退錢不願賠錢。（2月8日《揚子晚報》）

       “知假買假”跟“消費購買”在本質有很大的不同，這也是庭審的焦點與分歧所在。確切説，僅僅從法律或庭審技巧來説，支持某一方都不會讓人感到意外，因為本著“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最終的結果可能取決於誰的證據更加充分有效。

       但我認為，在庭審時，還應對道義層面進行更多的考量。這樣的結果，是否更有利於大多數人的利益，更有利於維持社會的規則和秩序？這種因素考慮，在假貨氾濫、社會誠信相對稀缺的情況下，顯得尤為重要。

       “知假買假”是一種專業打假行為，這樣的例子並不鮮見。從當年“打假專業人士”王海，到後來的“藥品打假衛士”高敬德，其經歷中不乏這樣的經典案例。如果不是出於刻意的勒索，或者詐騙，那麼“知假買假”使販假者付出了應有的代價，避免了假貨的流出和傷害，應當獲得支持。假若因為是“知假買假”，使販假者只退不賠，輕易逃過處罰，所付成本過小，就達不到懲戒的作用。

       相比于商家個人的小利益，社會的安全和秩序更加重要。一瓶假茅臺，不但是經濟損失，還有可能是身體傷害，因為假貨的風險誰都無法知道。在公權監管力有限的情況下，如何發揮民間打假的力量，或者發揮專業打假的威力，是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雖然專業打假不能從根本上消除販假售假的存在，但卻是遏制其囂張氣焰的一種有效手段。更重要的是，如果最終的結果，無法對打假行為形成保障，使打假或維權的成本太高，這其實是對打假積極性的一種傷害，也是對制假售假行為的一種變相保護。

       不過，相比于“知假買假”，“知假售假”才是最嚴重的問題。不管買家是不是知假買假，商家販假過錯在先，就應該讓賣假者得到懲罰。男子帶公證員買假茅臺，這樣的新聞雖然搶眼，但卻不免令人悲哀。如果是專業打假的行為還好説，但若真是為了安全起見的一種折中辦法，那説明假貨已經氾濫到讓人憂慮的地步。所以，退一步講，帶公證員購貨，不管是“真買”還是“假買”，都能對制假售假起到一定的威懾作用。

       這同樣為消費者維護自身權益提種了一種有益的啟示，不但在證據保護方面，也在於整個意識提高方面。沒有需求就沒有供給，當需求層面的自保意識不斷提高以後，當製造販假的成本變得越來越高的時候，制假販假的衝動才會得到遏制，假貨氾濫的情況才會得到改善，市場環境才會得到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