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堂吉偉德

      黑龍江五常大米最高售價可達每斤199元，但是當地稻農賣給加工企業的收購價卻不足2元。記者採訪得知，每斤大米的加工成本約為0.2元，加工企業通過設置不合理訂單控制稻農壓制收購價，以致稻農和企業獲利懸殊。（1月3日《新華每日電訊》）

     五常大米“價賤傷農”，實為當前小規模種養業的現實寫照。從海南的香蕉，山東的白菜，內蒙的土豆，20多年來，類似“價賤”的農産品層出不窮，有各種各樣的水果、蔬菜，養殖的甲魚等水産品。無論是豐收還是歉收，在利益分配格局上，種養業和農戶都位處弱勢，很難有支配權和定價權，利益難以得到保障。

     五常大米收購價每斤不足2元，但最高售價卻達到199元，其間的差距近百倍，令人驚嘆。，“一扒皮”就賣十元甚至幾十元一斤，農民辛苦種養一季獲利微薄，而加工企業不費力氣就獲利十數倍，再加上流通環節的層層加碼，加工成本僅有0.2元一斤的五常大米，就可能高達數十倍。

     曾經有人對菜價進行過調查，農民種的大白菜，一斤僅能賺一毛，但批零環節卻高達1.5元甚至更高。在這個利益分配金字塔下，農民和農業始終處於底層，上面的層級越多，其獲利就越少。

     技術含量越高，越接近終端其附加值就越高，從市場的角度來説，這本無可厚非。但時下的問題在於，農民和農民在參與市場博弈中，因為力量失衡而始終處於從屬地位，市場主體有名無實，像一個游離在市場之外的棄兒，被別人掌握著命運，無法在與市場其他利益相關方的博弈中反戈一擊。

     時下的農業，儘管有相對集中的種養大戶的出現，但依然是小農經濟的延續，並成為農業生産發展的主要障礙。正如學者李非在一篇文章中説道的那樣，“小塊土地所有制按其性質來説，就是排斥社會勞動生産力的發展、勞動的社會形式、資本的社會積累、大規模的畜牧和科學的不斷擴大的應用。”分散的農民各地為戰，既無法有效掌握市場信息，又無以在市場競爭中顯示力量，從而導致了自身市場地位的無力感。

     誰奪走了高價大米的高額利潤? 這不僅是一個微觀疑問，也是一個宏觀命題。要從根本上解決五常大米之類的市場尷尬，就必須通過體制機制的調整，使農民成為真正的市場主體，並在利益博弈中佔據主動。比如，農民若能掌握一定的定價權，或者能在談判中有足夠的分量，那麼199元一斤的五常米，就不會只有2元的收購價，5元甚至更高都有可能。

     對此，應當有一個組織構架，將分散的農戶整合起來，形成利益共同體，並能真正代表全體參與者的切身利益，由“單兵作戰”向“集團邁進”。由此而言，建立相關合作組織和農會就應當是一種制度性的途徑。

     在這方面，台灣的農會組織可以借鑒。台灣地區的農會是組織農民的核心，同時也是政府實施農村、農業政策的重要助手，在協調、溝通政府和農民的關繫上扮演著重要角色。有了農會的存在，農民就能“一個聲音”説話，在市場博弈中就能“由弱變強”，增加發聲的分量——價低了，我們都不賣，你就沒有“你不賣總有人賣”的底氣。更重要的是，有了組織依託，在法律保障和個體救濟，以及在爭取政府支持上，都更有效果。

     事實上，現實中，雖然不乏一些成功的農民協會和行業合作組織在發揮有限作用，但必須承認，時下的很多農民合作組織，就跟企業的工會組織一樣，還不是完整意義上的自治組織，在發揮功能上還受到很多限制，這也是“五常大米”似困局長期得不到紓解的原因。對照台灣農會，以現實要求，中國式農民合作組織的發展之路還很漫長，需要政府對此高度重視，將其作為建設新農村，確保農業和農民利益的一種途徑，並在政策引導上取得更大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