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8月底，保定市保障房開工率即達115％，其速度之快，在河北省名列前茅。但當南方週末記者歷時數天調查後發現，保定市所稱在建的3.4萬套保障房，多數為企事業單位集資建房及城市危舊房改造，甚至有商品房被貼上“保障房”標簽。現在，只要沿著保定十幾家大的企事業單位走下來，保定市的保障房就盡收眼底了——顯然，對於中國內地有土地儲備的企業來説，今年是一個千載難逢的大興土木的時機，地方政府正需要他們幫忙充實保障房業績。（《南方週末》11月5日）

      能夠“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固然不錯，但現實中，什麼事情都想僅憑一己之力來全部搞定，的確也並不現實。某種程度上，相比不自量力的誇下海口，最終卻力有不逮，弄得任務交不了差，承諾兌不了現，能夠認識到自身能力的局限性，不能勝任“主角”，便及時讓位賢能，甘當“配角”，也未嘗不是一種值得讚賞的美德。以保障房建設為例，政府能當好“主角”固然不錯，但假如實力不濟還要逞強，最終卻把保障房這齣戲“演砸”恐怕在所難免。如此看來，把單位集資房推上前臺當“主角”，甚至拉出商品房來湊數，政府則退居幕後成“配角”，政府在保障房建設這出大戲中的角色切換，不僅手法稔熟，更不失明智。

       不可否認，能否充分調動社會資源來辦大事，本身也是政府能力的重要體現。具體到保障房建設上，相比由政府獨自承擔，假如能有用人單位來分擔，建設主體、資金來源的多元化，不僅風險將更小，完成任務和兌現承諾的概率也更大，如此多贏之舉，乍一看來，還真是無可挑剔。

       不過，自己的事兒，有搞不定的地方，固然可以廣納賢才、另請高明，但假如連自己的本職都要放棄，甚至推給別人，恐怕同樣有些説不過去，甚至多少有推諉責任之嫌。事實上，保障房這事兒，政府即便力有不逮，需要調動更多社會資源參與進來，但保障房既然是政府的民生承諾，政府作為主體和第一責任人的身份，顯然不能隨隨便便拱手相讓。照此邏輯，既然保障房可以推給用人單位，那麼豈不是教育、醫療的公共供給不足，也可以隨便讓單位和企業去挑大梁呢？將政府的公共民生責任推給企業和單位，不僅是在向“企業辦社會”的倒退，更是政府職能與責任的失位。

       此外，即便“主角”怯場，要重選“主演”，其實也不能隨便“趕鴨子上架”，好歹也應尊重當事人意願才是。對於被政府推上前臺的單位而言，儘管開發商的利潤向來被各行各業羨慕嫉妒恨，但當機會真的砸到自己腦袋上，卻未必都能消受得起。一來，並不是所有用人單位都有當開發商的實力；二來，即便用人單位有這樣的實力，也同樣可能隔行如隔山；更何況，假如真有這樣的實力和能力，人家何必不直接去當開發商賺錢，而非要出力不討好的在保障房這事兒上無私奉獻呢？而當保障房中甚至出現了以商品房充數，號稱保障房，卻以商品房售賣時，保障房的形式化，更是對其初衷的背離，甚至是走向了反面。

       不難看出，既然企業都是以盈利為目的的，沒有好處的事兒，其實不能指望這些用人單位會趨之若鶩。於是乎，儘管住建部專門發文指出，企業籌建保障房供應對象也首先是符合城市的住房保障對象標準，而不是成為員工的住房福利。但問題在於，如果籌建單位沒有好處，人家又憑什麼要幫你完成保障房的指標和任務呢？於是，在缺乏監督而政府又有求於單位的背景下，用於湊數的保障房淪為另一場盛宴，也就在所難免了。就連房地産商也對這樣的遊戲規則相當納悶：“真沒有見過這麼玩的。你看有能力做集資建房企業的職工，誰沒有幾套房子？”而現實中，保障房不夠，集資房甚至商品房來湊的，保定其實絕非孤例。從北京的唐家嶺用於百度公司職工安居房，到南京的中興通訊的安居房，甚至廣州海關集資籌建保障房。當海外上市公司，通訊業巨頭，公務部門紛紛充當起了保障房的建設主角，也順理成章的成為分配主角，甚至當商品房都被貼上了“保障房”標簽，用來湊數的保障房，最終究竟保障了誰，顯然絕非一個多餘的問題。

       一言以蔽之，保障房的建設固然可以多渠道籌建，但卻不能角色錯亂，該由政府擔綱“主演”的公共民生事業，顯然不應交由其他利益主體來當“替身”。否則的話，所謂“保障房任務”完成之時，不過是“集資房盛宴”收席之日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