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興時評：“醉駕入刑”最需要令行禁止

                              作者：薛世君
 
      如果説，刑法修正案（八）和《公安機關辦理醉酒駕駛刑事案件程序規定》（試行）中關於“醉駕入刑”的規定，關上了醉駕處罰較輕的大門，那麼，最高人民法院黨組副書記、副院長張軍的一番話，似乎又打開了一扇窗。他表示，各地法院具體追究“醉駕”刑事責任時應當慎重穩妥，不應認為只要達到醉酒標準駕駛機動車的，就一律構成刑事犯罪，要注意與修改後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和行政處罰銜接。

      毫無疑問，“醉駕入刑”對遏制酒駕、保護路人的生命財産安全具有里程碑的意義。現在很多司機都知道喝酒不能開車，萬一“醉駕”了，就是六個月的拘役，是公務員的，還得開除公職。正是這種嚴厲的“醉駕入刑”處罰，讓廣大司機時刻繃緊一根安全之弦，這不光是為保障司機的人身自由，也是為保護路人的人身安全，因為一旦有醉駕行為發生，與其説是司機的危險，不如説是路人的危險，醉駕後撞死撞傷行人的事例可謂不勝枚舉。

      因此，從宏大的意義方面來説，“醉駕入刑”是行人的人權大於司機的路權的具體體現。在這方面，國外一直秉持人權大於路權的理念，對於“醉駕”的處罰往往十分嚴厲。在美國，有醉酒記錄者，汽車保險費用將上升近10倍，對造成生命傷害的酒後駕駛員可以以二級謀殺罪起訴，最高甚至可適用死刑；英國的醉駕者一旦發生事故，終身不能再開車，而且還要重罰；日本的醉酒駕駛員則要面臨兩年以下勞役、罰款5萬日元的處罰……

      但在“醉駕入刑”之前，我國對於“醉駕”的處罰一直無法充分體現對路人生命權的尊重，在南京6-30特大醉駕肇事案中，肇事車主一度稱“不就是賠錢嗎？”。這種無視他人生命的根深蒂固的觀念，正是醉駕處罰偏輕、醉駕違法成本太小而“縱容”出來的後果。自5月1日起施行的“醉駕入刑”，恰恰是一種“撥亂反正”的舉措，在生命權與路權的博弈中，天平終於傾斜于行人而不再是機動車了。可是，“醉駕未必一律認定為刑事犯罪”的説法，無疑為路人生命權的勝局蒙上一層撲朔迷離的色彩。

      而且，雖然刑法修正案（八）規定，醉酒駕駛機動車要追究刑事責任，卻沒有明確規定情節嚴重或情節惡劣的前提條件，現在又説醉駕未必就一律要認定為刑事犯罪，要注意與行政處罰銜接。不得不説，這是一種倒退，且不説由此難以體現人權大於路權的理念，單是情節輕重的模糊界定，以及某些情況下與行政處罰銜接，就足以使目前的嚴厲處罰態勢灰飛煙滅，留下很多可供鑽營的法律漏洞和模糊地帶。

      尋常百姓醉駕被抓，大多是裝裝可憐、胡攪蠻纏，規避和逃脫的手段並不多，可是達官顯貴、明星豪富之人可就不同了，恃權仗勢、疏通關係、花錢買刑金錢置換……手段不一而足。本來在情節輕重的界定上，有權有錢有勢者就“棋高一籌”，現在又有了一個與行政處罰銜接的説法，豈不更加便於他們醉駕後逃脫刑事處罰，加劇醉駕領域的“選擇性執法”和司法不公？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執法最需一視同仁，有法必依，執法必嚴，留下法律漏洞本就是法治之失，坐視“醉駕”規避能力懸殊而帶來的社會不公，則再添公平正義之憾。對於醉駕行為，不僅要有“醉駕入刑”這樣的嚴厲處罰，樹立人權大於路權的理念，也尤需彌補而撕裂法律漏洞，杜絕而非埋下社會不公的伏筆。“醉駕入刑”最需要的也是雷厲風行、令行禁止，而非瞻前顧後、模棱兩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