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濤：“送醫破壞現場”案中的權益平衡

　　廣東的杜先生開車撞傷摩托司機，事後將傷者先行送醫救治，交警因此認定他破壞了現場，需負全責。後經法院審理認為，交警事故認定合法準確。杜先生因不是故意破壞現場，符合公序良俗原則，故減輕其民事賠償責任。（《廣州日報》1月3日）

　　在網上，我看到洶湧澎湃的反對之聲，有人指責交警的事故認定，也有人指責法院的判決，認為，交警的認定與法院判決，將鼓勵肇事司機不積極搶救傷員。我的看法恰恰相反，交警的事故認定其實也是不得已而為之，而法院的判決正是體現了在個案中的糾偏，兩者都是在尋求各種權益和行為博弈之間的利益平衡，推進社會公平正義的體現。

　　發生交通事故，肇事者有兩個義務，一個是搶救傷員，另一個則是保護現場，搶救傷員是因為肇事者交通肇事違法行為延伸下來的義務，也是人道的體現，而保護現場則是為日後的事故和責任認定提供依據。

　　當然，在搶救傷員的同時，可能會造成現場的破壞，因此，《道路交通安全法》還專門規定“因搶救受傷人員變動現場的，應當標明位置”，也就是説，法律也在儘量避免肇事者以保護現場為藉口而不盡力搶救傷員，或者為搶救傷員而有意破壞現場。現在，杜先生在搶救傷員時破壞了現場，又沒有標明位置，交警部門認定杜先生負全責，其實並無多大可指責之處。

　　交警這種責任認定當然只是一種過錯推定，但是，交警不進行這樣的過錯推定行嗎？現場已經被破壞，如果不認定肇事者的責任，可能就會鼓勵另一種現象的産生，許多肇事者可能都會以“搶救傷員”或者其他各種理由去破壞現場，最後推説自己是無意的。而且，不能説交警這種責任認定，就必然會助長肇事者見死不救，法律明確規定了肇事者有搶救傷員的義務，違反這個義務，其實也是要接受相應懲罰的。

　　又該如何來看待南海法院這個判決呢？法院是在權衡利弊之後作出的利益平衡。因為，在這一個案中，畢竟有證據表明，現場的破壞並不是杜先生完全“故意”為之，而是其積極搶救傷者的過失所為，為了不讓那些積極搶救傷者的肇事者心寒，鼓勵他們積極救助傷者，對他們給予相應的照顧。同時，70%的民事責任也表明，儘管法院對於他的責任進行了減輕，但是，由於他沒有履行“標明位置”等保護現場的義務，他仍然要承擔大部分的民事責任，法院並不鼓勵不保護現場的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