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是農業大國，農業作為國民經濟第一産業的格局仍然沒有改變。農業穩，社會才會安。這也正是每年的中央一號文件都著力解決三農問題的原因所在。

近幾年來，農業生産的環境日趨好轉，一方面，我國農業連年豐收，另一方面，惠農政策漸漸增多，取消農業稅和各類農副業補貼增多等實實在在的惠農政策得以實施，這讓農民群體受益頗多。然而，農業産量增收與惠農政策的逐漸增多，並沒有解決許多農民心中的困惑——豐收之後，農民階層的收入卻沒有發生根本的改變。原因何在？又有什麼解決辦法？在筆者看來，農民增産不增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破解農民“增産不增收”這一社會問題，也必須從多個角度入手。

其一，瘋漲的CPI，提高了家庭農業這種小成本經營産業的成本。現行的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有一個很大的特點就是“以家庭為單位”組織生産。在人口多土地少的地方，每戶家庭可能只平均得到三五畝地；在土地稍多的地方，每戶家庭可能會有十畝二十畝。但是，無論是前者，還是後者，面對CPI瘋漲帶來的高成本投入，都會感覺吃不消。2011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調研顯示，江蘇、安徽、湖北等地小麥的種子價格比去年漲幅超過30％，碳酸氫銨、複合肥等化肥價格漲幅均在20％以上，機耕、機播、機收服務費上漲15％，畝均成本上漲80－90元。對於農業生産這種低利潤的行業而言，這樣的現實，直接阻礙了增收這一目標的實現。

其二，惠農政策，在更新、落實與監督層面，存在許多問題。拿小麥最低收購價來講，2006年國家首次啟動小麥最低收購價格執行預案，借來保護小麥價格。但是，在2010年，小麥最低收購價格執行預案就被擱淺了，原因在於，許多地方的小麥的實際價格已經遠遠高出了保護價。這反映出來的問題是，農産品的市場保護價，並沒有隨著CPI和市場價格的變化而變化。而不能及時更新的糧食保護價，對於農民而言，已經由此前的保護變成了現在的傷害。此外，種種農業補貼也容易遭遇“雁過拔毛”的命運。因此，惠農政策既要實現與時俱進，還要在落實和監督層面加強監管，確保不讓農民的利益受到半點侵害。

其三，單一的農業生産，並不能在根本上解決農民增産增收的問題。農業本身是小成本經營，在面對自然災害時缺少很強的抵禦能力。而改變這樣的局面，則應該致力於拓寬農民群體的增産增收渠道。一方面，地方政府在保證不侵害老百姓財産性收入的前提下，確保讓農民的財産性收入有所提高，比如説，徵地款、拆遷費要確保合理確保到位；另一方面，基層政府還要努力健全就業信息服務體系，在此基礎上，提高農民及農民工的工資性收入，還要鼓勵農民進行多方面的創收，在種植、養殖方面，要給予更多的優惠政策。

其四，農民作為社會中的一員，基本的權利要確保得到尊重。當前，農村之中，實施的社保制度主要有新型農村養老保險和新型農民合作醫療。在新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之下，每位農民每月可以享受到來自公共財政的“基礎養老金”55元的照顧。雖然這已經是很大的進步，但是，對於我國農民群體生活現狀而言這多多少少還是顯得像杯水車薪。再拿新農村合作醫療來講，農民就醫的報銷比例大約在45%，遠遠落後於城市居民的60%和城市職工的75%，更遠遠落後於公費醫療。這都表明，農民群體的社會權利，並沒有得到一個與其他社會群體相比絕對平等的地位。權利的貧困，也是貧困，這也是農民群體不能實現富裕的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中國非常識：農民增收，非農收入是必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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