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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公安機關公佈三起利用互聯網非法獲取、販賣個人信息案，南京許某等人通過辦理假身份證冒領受害人申辦的信用卡掛號信，並在網上購買受害人的個人徵信記錄等資料，激活信用卡，刷卡套現牟利；上海負責某衛生局信息數據系統運行維護的張某某，將相關公民個人信息外泄……

其實，我國于2009年就修訂了刑法，規定了出售、非法提供公民個人信息罪、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罪這兩項新罪——國家機關或者金融、電信、交通、教育、醫療等單位的工作人員，違反國家規定，將本單位在履行職責或者提供服務過程中獲得的公民個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給他人，情節嚴重的，構成犯罪。

但一個尷尬的事實是，立法之後，我們的個人信息還是在被肆無忌憚地洩露、販賣著。高考後莫名其妙的學校發來“錄取通知書”；生完孩子後，沒完沒了的奶粉、尿布推銷；“老總手機大全”的光盤還在被兜售著……

這是為什麼呢？

首先，是因為刑法法條沒有相關法規配套，變成了“22條軍規”。刑法253條規定： “違反國家規定”出賣、泄漏個人信息才是犯罪。但吊詭的是目前還沒有多少“國家規定”，明確規定哪些公民信息不能披露，以及可以以怎麼樣的形式合法披露。既無明確“規定”，則泄漏個人信息很難入罪。好在《個人信息保護法》草案目前已呈交國務院。

其二，雖然該罪名已經立法兩年，但很多違法者根本不知道自己已涉嫌犯罪，或者存有僥倖心理，不相信自己會被警方追究。如果不能列出法律的堂堂之陣，高調打擊，就可能形成“破窗”效應：看到有破窗的房子，人人都會扔塊磚頭。結果就是，售樓小姐敢洩露客戶信息，裝修公司敢轉賣個人信息，銷售人員更是會把信息貼到網上。如此，公民的個人隱私被無情踐踏，法律成了空文；客觀上也縱容了原本守法的公民去違法。

但立足於現實，目前有效打擊該類犯罪的途徑，還是警方打擊、媒體造勢，形成威懾犯罪的合力，就像宣傳醉駕是犯罪那樣，做到典型案例的處罰與宣傳相結合，讓所有人特別是銀行、航空等掌握公民個人信息的公權、準公權機關的工作人員，繃緊這根弦。法律的威嚴不在於其處罰的嚴酷性，而在於必然性——如果洩露個人信息的行為都受到法律的懲罰，沒有例外，即便懲罰不重，依然具有巨大的震懾力。

總之，只有及時有效普法、震懾犯罪，才能在全社會形成法治共識，讓一些人不敢以身試法。亡羊補牢，為時未晚。對比醉駕入刑的宣傳效果，對泄漏個人信息構成犯罪的相關宣傳和打擊還是明顯乏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