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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經濟工作會議12月15日至16日在北京舉行。2013年主要任務包括“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堅定不移擴大開放。”其中提出“要把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作為重要任務抓實抓好。要把生態文明理念和原則全面融入城鎮化全過程，走集約、智慧、綠色、低碳的新型城鎮化道路。”

用上海世博會的主題語説——“城市，讓生活更美好”。城鎮化的每一步，既是城市經濟社會深度現代化與集約化的過程，更是深刻改變人類社會組織方式、生産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歷史進程。從城市化到城鎮化、從城鎮化到新型城鎮化，中國開始對自己的發展精準定位。在剛剛閉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新型城鎮化”被提到一個全新的高度。

回顧近期的輿論話語，“新型城鎮化”已成為社會熱詞。十八大報告“新型城鎮化”的表述尤為醒目，到2020年“城鎮化質量明顯提高”的目標鼓舞人心；此後，李克強在會見世界銀行行長金墉時表示，中國未來幾十年最大的發展潛力在城鎮化；12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再次提出，“要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增強城鎮綜合承載能力”……目標清晰，定位明確，“新型城鎮化”正在從頂層設計走向微觀落實。

如果從外延上講，“新型城鎮化”當指向城鄉統籌、城鄉一體、産城互動、節約集約、生態宜居、和諧發展的基本特徵，指向大中小城市、小城鎮、新型農村社區協調發展、互促共進的基本格局；但從內涵上説，“新型城鎮化”的核心更在於不以犧牲農業和糧食、生態和環境為代價，著眼農民，涵蓋農村，實現城鄉基礎設施一體化和公共服務均等化，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實現共同富裕。

這些天，我們對“新型城鎮化”的表述與暢想很多，譬如有關研究報告顯示，中國城鎮化率每增加一個百分點，就能創造約7萬億元的市場需求；又譬如有經濟學家預計，作為我國未來經濟增長的巨大引擎，實現新型城鎮化至少需要花費24萬億元。凡此種種，不一而足。但眼下而言，我們在考量“新型城鎮化”概念時，恐怕不能僅僅算經濟賬，將“新型城鎮化”完全工具理性化——更重要的，當將此視為縮小城鄉差距、紓解社會矛盾的歷史性契機。

“新型城鎮化”的關鍵在於均衡。中國的發展，既患寡、更患不均。日前，西南財經大學發佈報告公佈中國家庭金融調查數據，稱2010年中國家庭的基尼系數為0.61；而中國經濟改革研究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2010年所做的調研報告給出的結論是，中國收入最高的10％家庭與收入最低的10％家庭的人均收入相差65倍。這些數字儘管未必有權威的回應，但契合民生感受，那麼，“新型城鎮化”，起碼有責任在推進中彌合這種差距。據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測算，當前我國中等收入群體約佔23%，在城鎮化等因素的帶動下，每年將提高2個百分點，到2020年達到40%左右，從而形成一個高達6億人口的中等收入群體。如何壯大中國的中産階層、“控高”又“保低”——這不僅拷問著“新型城鎮化”的良心，更拷問著其“質量”。

“新型城鎮化”的取向在於和諧。當前，我國正處於發展關鍵期、改革攻堅期和矛盾凸顯期，利益訴求多元、權利博弈複雜，在城鄉二元結構客觀存在的事實語境下，各種問題與癥結亟待紓解。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進一步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的戰略任務，指出提高社會管理科學化水平必須加強社會管理法律、體制機制、能力、人才隊伍和信息化建設，改進政府提供公共服務方式，加強基層社會管理和服務體系建設，增強城鄉社區服務功能。事實上，“新型城鎮化”對於政府和公共機構的管理能力也提出了更高要求，譬如資源環境矛盾、收入分配矛盾等，那麼，在城鎮化過程中協調好社會關係、規範好社會行為，必能在促進公平正義、捍衛良善秩序的同時，有效化解社會風險，維護民眾利益。

2002年以來，中國城鎮化率以每年1.35個百分點的速度遞增，到2011年，城鎮化率首次突破50%，我們創造了震驚世界的發展奇跡。今天，“新型城鎮化”再進發，抓住“均衡”、“和諧”的關鍵詞，城市或者農村，都當成為“美麗中國”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