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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美國康涅狄格州，一名槍手在小學內開槍打死包括20名兒童在內的26人，槍手後來也被發現死在現場。包括槍手和另一名僅能確定是與槍手生活在一起的、死於另一不同地點的人在內，共28人喪生。

案件發生後，陷入極度悲傷的奧巴馬總統在發表全國講話時，多次停下來令自己從悲痛情緒中平復，並用手指拭去眼角的淚滴。同時，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致信康涅狄格州州長，“對這起令人震驚的兇殺事件”致以“最沉重的哀悼”。

在這樣一場慘案過後，幾乎所有人都會問出同樣的問題：“美國為何不禁槍？”雖然這在美國已經是一個如同墮胎、同性戀平權的老話題，辯論雙方已經幾無新意。但在中國，由於媒體的種種有意或無意的錯漏，導致國人對這個問題的認識存在諸多出入，在一些基本常識上也時常迷糊。

首先要舉幾個數據，一個是瑞士小型武器調查研究所和聯合國公佈的數字，在世界主要發達國家中，美國的“槍擊案件發生率與人均槍支保有量的比值”是0.036，日本是0.67，澳大利亞是0.067，加拿大是0.05。雖然美國有2.5億支槍在個人手中，但這些槍支“走火”比例卻僅高於瑞士等歐洲國家，在發達國家中也屬於中下水平。2007年哈佛法律與公共政策雜誌研究報告發現，世界上人均槍支最多的七個國家，年謀殺率是十萬分之一點二；而人均槍支最少的九個國家中，年謀殺率卻是十萬分之四點四。

國內報道中常説“美國每年有3萬人死於槍口之下”，但關鍵的是，其中近60%是自殺身亡，有3%是被警方或被他人正當防衛射殺，只有9000多例是槍殺案。根據澳大利亞的一項為期十年的研究表明，拿槍自殺者是殺人者的4-5倍。事實上，美國每年的槍擊案數量佔不到所有兇案的1%，但由於惡性槍擊案社會影響力大，所以給公眾留下印象極為深刻。

另外一個經常被國內輿論界誤導的事實是，美國人持槍並不是純粹為了“抵抗政府的暴政”，由於在美國建國初期，槍支幫助了美國人民生存、發展，並在後來獨立戰爭中為美國贏得獨立，再加之源自英國式的槍支持有習慣和美國人早年間對民兵組織的熱忱，槍支已經不再是一種工具，更是美國社會的一種文化。也正因此，美國不可能禁槍，而只能在承認持槍權的基礎上對槍支加以良好控制。

其實，在憲法第二修正案保證美國人持槍自由的同時，關於槍支風險問題的爭議就從未止息過。而美國對槍支的管控制度也正如這個國家完善的反腐體系一樣，是在一次次風險和危機中逐步成熟起來的。

1911年，在犯罪數量激增的背景下，美國第一部專門的槍支管理立法《蘇利文法》誕生，這部紐約州頒布的法律首次確立了持槍許可證頒發原則。隨後，1927 年的《槍支郵寄法》出臺背景是由於槍支跨州運輸和交易成為嚴重問題。1934 年《全國槍支法》的制定是當時一系列嚴重的槍支犯罪案件所導致。最明顯的是1990年時通過的《校區禁止槍支法》，這條法律正是由於1989年加州斯多克頓校園槍擊案所直接導致。該法規定：除執法人員、保安外，任何人不得故意在校區2000英尺範圍內持槍。

事實上，校園是美國禁槍最嚴格的場所，但正因此，這個區域反而變得最脆弱，因為校園中的人沒有武器可以反擊。而任何一個社會都不缺乏精神失常或敢於鋌而走險的人，正如有美國論者言：“無槍區的前提是一個謊言——殺人犯將遵循規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