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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車慘劇還沒有休止。24日上午9時左右，江西省貴溪市濱江鎮洪塘村委會合盤石童家村小組發生一起接送幼兒園學生的校車側翻水塘事故，造成3名兒童當場死亡，8名兒童經搶救無效死亡的嚴重後果。肇事司機已被公安機關刑事拘留、涉事幼兒園被關停，貴溪市政府副市長余紅艷等12名事故相關責任人已被停職檢查，待調查結束，將依法依規嚴肅處理。

再嚴厲的究責，也終究換不回11名兒童的生命。

甘肅正寧校車事故後，我們在反思；江西貴溪校車事故後，我們還在反思。反思來，反思去，變換的是時間、地點、人名，而不變的依然是那些耳熟能詳的關鍵詞：黑幼兒園、黑校車、農村、留守兒童……農村問題專家、北京師範大學教授袁桂林收集了近5年74宗學生上學車輛安全事故數據，分析顯示，死亡人數中有74%是農村學生；傷殘的農村學生佔40%，農村地區經濟滯後，交通不便，沒有正規的校車，學生乘車上學面臨諸多困難，由於農村兒童上學交通安全已經成為當前社會關注的重大問題。

此起彼伏又毫無新意的校車事故，不禁令人想起胡適先生的那句名言，“要看一個國家的文明，只消考察三件事，第一便是看他們怎樣待小孩子……”是的，校車的背後，是我們應該反思的對待孩子的姿勢。

這個邏輯並不複雜：如果當事幼兒園有充裕而寬敞的校車，怎麼發生因超載而側翻的事故？又如果農村幼兒園點多面廣，孩子都能真正“就近入學”，又何苦擠什麼校車？……黑校車或者黑幼兒園的背後，顯然是正規幼兒園與校車的極度缺乏，於是，一切才有了那麼多的“不得已”：家長“不得以”只能放任黑校車與黑幼兒園的危險，地方教育監管部門“不得已”只能睜只眼閉只眼，不出問題都假裝看不見……

一言以蔽之，江西校車事故，生生折射出農村教育投入“寡而不均”的殘酷現實。

一方面，整個中國教育投入本就捉襟見肘。據説出事的“春蕾幼兒園在2009年創辦，在濱江鄉算是辦學質量中上乘的幼兒園”，這本身就是耐人尋味的一則寓言。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佔國內生産總值4%的投入指標是世界衡量教育水平的基礎線。2011年，金磚五國的教育支出佔GDP的數據分別為——南非5.3%，巴西4.2%，印度4.1%，俄羅斯3.8%，中國3.83%。當此背景之下，農村教育要想在稀薄的財政中分得一杯羹，日子更為難捱。

另一方面，農村教育“撤點並校”等收縮戰線之舉，給孩子上學帶來諸多不便。據21世紀教育研究院發佈的《農村教育佈局調整十年評價報告》， 過去10年間，我國農村小學減少22.94萬所，約為總數的52.1%；教學點減少11.1萬個，減少了六成；農村初中減少1.06萬所，減幅超過1/4。換言之，2000年至2010年，平均每一天，中國農村就要消失63所小學、30個教學點、3所初中，幾乎每過一個小時，就要消失4所農村學校。農村教育資源本就差強人意，撤並潮過後，又加劇了農村兒童“上學遠、上學難”的問題。至此，“校車”才成為真正的糾結。

此外，農村教育投入不僅寡薄，更存在失衡與不均的現象，尤其是邊遠地區，更成了公共財政難覆蓋的角落。據消息稱，當地有關部門已向罹難兒童家屬一次性發放賠償金48萬元。有網友詰問，有錢發補償金，為什麼不能早早拿出幾百萬辦幾個像樣的、沒有黑校車的幼兒園？有沒有錢是一回事，如何花錢又是另一回事。在農村教育非財政性經費來源比例較低、城鄉生均教育經費差別在短時期內很難消除的背景下，如果資源配置的天平不能適度向那些“老弱邊窮”的農村教育傾斜一些、關照一些，那麼，眼下有多少黑幼兒園，必將還有多少慘劇的隱患。

今天，就事論事地熱議“校車事故”已經沒有多大意義，就算雪中送炭地贈幾輛長鼻子校車也紓解不了更多農村孩子面臨的險境。治理校車問題功夫在超載之外，只有加大農村教育投入力度，既要有質有量、更要合理均衡，黑校車上的夢魘，才有終結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