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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城鎮居民家庭人均收入是農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3.13倍。該數據是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和社科文獻出版社昨日聯合發佈的社會藍皮書——《2013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透露的。社會藍皮書認為，收入分配一直是近年來社會普遍關注的熱點問題。有關調查表明，中國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總體上仍在繼續提高。

無農不穩。中國要從農業文明走向工業文明、從工業文明走向海洋文明，這一切都離不開“三農”（農村、農業、農民）的發展。一方面，我們看到2002-2005年間，中國城鎮“大島指數”不斷增加，但從2005年後總體呈下降趨勢，至2011年基本下降到2003年的水平；另一方面，今年1月至9月，城鎮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實際增長幅度同比明顯提高，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現金收入實際增長幅度同比則有所回落。如果按照這種態勢，2012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有反彈的風險。更重要的是以下兩點：2011年國家將農村貧困線提高到2300元以後，中國農村貧困人口總數估計超1億人，而不同地區農村間的收入差距更在不斷擴大。

這些天，坊間熱議“基尼系數0.61”的真偽，但不爭的是，城鄉基於二元社會結構下的收入差距。十八大報告提出，到2020年，實現國內生産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這是我們首次明確提出居民收入倍增目標。目標鼓舞人心，但也正如學者所言，“更應該明確收入增長目標的人群是低收入者”。道理並不複雜，如果只是在實際收入上“倍增”，差距還在、鴻溝還在，基於貧富分化之上的社會問題並不能因此而紓解。

一個道理顯而易見：收入倍增，農村更要“跑得快”。

首先，農村在收入倍增中“跑快點兒”，是提振2013年開局經濟及激活中國經濟內生力的必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要求，“必須繼續抓住科學發展這個主題和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這條主線，牢牢把握擴大內需這一戰略基點，把擴大內需的重點更多放在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發展服務業、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上來”。事實上，伴隨著全球經濟危機的輪番上演，長期支持我國高增長的外貿對經濟拉動效力已然減弱，中國經濟的增長極必須要轉化到“內需”上來。改革開放以來，剔除價格因素後我國投資需求每年的增長率都在13.5%左右，這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差不多一倍；在國際社會，經濟增長10個點中消費需求會佔6到7個點，而我國恰與此相反。

其次，農村在收入倍增中“跑快點兒”，是中國新型城鎮化向深度推進的物質保障。今日的新型城鎮化，不是簡單的“城市化”、亦非無定語的“城鎮化”，用頂層設計的話説，“不是簡單的人口比例增加和城市面積擴張，更重要的是實現産業結構、就業方式、人居環境、社會保障等一系列從‘鄉’到‘城’的重要轉變”。那麼，將農村的公共供給、資源配置均等化、城鎮化，而不是以地産經濟為主導拉動土地財政的泡沫化，也許更能減少所謂“軟硬著陸”的風險。農民富裕了，農村面貌改觀了，農業現代化落地了，新型城鎮化才能成為有源之水——不然，將收入差距懸殊的農民從身份上標記為“市民”，又有多大意義呢？

此外，農村在收入倍增中“跑快點兒”，是收入分配改革、乃至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環節。據國家統計局發佈的數據顯示，上半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509元，而農村居民人均現金收入4303元。《2011中國薪酬報告》認為，收入分配不合理、不均衡狀況並沒有根本扭轉，在一定程度上已經成為制約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瓶頸，也將影響到經濟進一步升級和社會轉型。對農民而言，收入來源單一、勞動所得佔比孱弱，這不僅嚴重制約了農村經濟的結構調整，更在社會形態上危及秩序大局。常識而言，一個合理的社會形態應該是中等收入者佔多數的“橄欖型”社會結構模式，而我國社會結構模式卻呈現出“啞鈴型”特徵，農村不能更快速地富裕起來，那麼，基於物質差距上的諸多問題就難以真正解決。

收入倍增，目標暖人。要讓這個“倍增”的目標兌現更大的經濟社會價值，最關鍵的不只是倍增多少，而是在“實實在在的增長”中、如何讓農村跑得更快點兒。這也是最牽動人心又鼓舞人心的社會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