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評論之：
    一評三一重工起訴奧巴馬政府
    二評三一重工起訴奧巴馬政府

美國總統奧巴馬和外資委員會（CFIUS）以威脅國家安全為由中止中國三一集團關聯企業Ralls公司在美國俄勒岡州Butter Creek風場項目，這已經不是中國企業在美國直接投資第一次遭遇政治干預了。早在1990年，老布什總統就曾下令要求中國航空技術進出口總公司三個月內放棄對“曼可”公司的擁有權，2005年中國海洋石油有限公司迫於國會壓力放棄收購美國優尼科石油公司，2007年50名國會議員聯名致信美國財長蓋特納要求阻止中國鞍鋼集團收購美國鋼鐵發展公司，而近年來，中國民營通訊科技公司華為和中興的進入美國市場戰略更是面臨重重政治障礙。中國的主權財富基金在美國的投資也曾遭遇過美國輿論和政界的質疑和反對。

不過，中國企業也不是第一個在美國直接投資遭遇政治干預的外國企業。美國外資監管法案和執行機構是伴隨著西歐、日本、石油美元的資本涌入而逐步建立和強化的。1987年日本富士通公司收購已被一家法國公司收購的仙童半導體公司遭致美國國防部的強烈反對，2006年法國阿爾卡特公司收購美國朗訊科技有限公司引起美國對國家安全的擔憂，以及同年阿拉伯聯合酋長國迪拜港口世界公司（DPW）欲以39億英鎊（68億美元）的價格收購擁有美國6個港口經營權的航運巨頭英國半島暨東方航運公司（P&O），引起國會議員的強烈反對。

從總體上講，美國還是一個倡導自由和開放市場的國家，其優越的投資環境一直吸引著外國資本的流入，其財政部等部門一直強調外資對美國經濟持續發展的長遠意義。雖然在歷史上，美國時常在保護主義和自由主義之間搖擺，但是從來沒有放棄對海外市場、資源和資本的重視。所謂的“威脅國家安全”只是一個在公開場合的理由，幾乎沒有一家外國企業真正破壞過或威脅過美國的國家安全。那究竟是為什麼這樣一個“華盛頓共識”的倡導者會時不時地做出“關門謝客”的姿態？如何理解美國的外資監管政策和近年對華經貿決策？

美國對外國投資者的敏感和防範其實反映了美國在國際體系中實力的相對下降引起的自信心下降。作為高度發達的市場經濟和商業社會的美國，本能地對新的競爭者充滿警覺和防範。20世紀70年代西歐和日本的經濟崛起以及石油美元的興起使美國感到自身經濟實力的相對下降，在面對這些國家的資本涌入美國收購本土資産時，美國表現出違背自由貿易與投資原則的保護主義的一面，社會輿論和國會議員推動政策議程，建立起相關的監管法案和執行措施。

這些年來，中國經濟實力的提升也造成了美國的不安和自信心下降，中國企業國際競爭力的提升使美國企業感受到壓力。以往，中國企業更多是向美國出口紡織品、玩具等低技術含量的産品，現在中國的一些含相對較高科技含量的製造業已經成長起來，在全球銷售中開始佔有一席之地，並逐步具備了在海外市場投資建廠和並購的實力。因此，面對中國企業的快速發展，美國的利益集團和決策者試圖利用國內政策工具來阻擋外來競爭者，維持自己在本土市場的份額。

另外，在中美兩國政府經貿外交層面，美國可以通過抬高投資門檻來增加中美經貿談判中的籌碼。市場準入一直是中美經貿談判中的重要議題，美國的銀行和保險公司等企業迫切希望中國進一步向其開放金融服務市場。抬高中國企業進入美國高技術和重要行業市場的政策標準，“以市場換市場”，無疑以“議題挂鉤”的策略增加美國在與中國經貿談判中的優勢。

相對於雙邊貿易，國家間的相互直接投資是一種更深層次的經濟互動。雖然中美兩國由於政治互信不足和軍事安全領域的潛在衝突使美國可以頻頻利用“威脅國家安全”的藉口干預中國企業在美經濟活動，但是美國決策者和監管機構對中國企業在美國直接投資的制約，本質上是美國對中美經濟結構變化的一種政策調試。隨著中國産業結構升級和經濟結構的變化，中美經貿關係也會繼續出現新的特點和議題。在兩國經濟相互依存深化的趨勢下，會有新的機遇，但長期性的摩擦和矛盾也會伴隨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