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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家鄉計劃投6.7億元，弘揚紅高粱文化，究竟會不會賠本暫且不論，但這一系列設想終究沒有跳出“文化搭臺、經濟唱戲”的路子。近年來，地方政府借名人、古跡等文化符號發展項目的例子並不鮮見，一般都名曰“弘揚文化、發展經濟”。

僅從報章的報道來觀察，就會發現這些例子有幾點共性：

首先，各地都是窮其所能挖掘可能被開發的文化資源。拿名人或歷史文化説事，有的是名人故里，有的是古城遺跡。就拿近年來不少地方掀起的“古城申遺風”來説，就有蘇州宣佈將分段逐步重點恢復、修建蘇州“古城墻”，甘肅省金昌市準備復建驪靬古城，甘肅敦煌也提出復建敦煌古城，河北正定也在論證古城開發等項目。

但還有一種情況是，所謂文化符號是歷史上根本不存在，或者存在很大爭議的。比如孫悟空故里、梁祝故鄉，這些杜撰出來的人物也被地方拿去建故里。而有些歷史人物故里，由於複雜的歷史傳承問題，已經很難考證了，於是名人故里之爭層出不窮，諸葛亮、李白、曹雪芹等歷史名人不知有多少地方來認親。

爭奪背後，其實也意味著所謂弘揚文化更多只是個幌子。關鍵在於，故里或遺跡確定以後，下一步就可以借此造出一些“復原”歷史的項目來發展旅遊經濟。

但各地在可行性論證上卻往往是一筆糊塗賬。名人是不是這個地方的需要專家考據，開發大型項目，也少不了文化、經濟、社會等多方面的專家來論證。論證項目少不了專家研討會，但可行性論證不僅需要專業人員的專業素養，更需要專家和決策部門能對後果承擔一定責任。而如果只有頭沒有尾，專家的看法只能是“錦上添花”，而沒有否決的可能，這種論證往往流於形式。

以“四孔”、“四孟”等古文物、古遺址為載體的山東中華文明標誌城，其論證就受到了質疑。早在2001年，官方宣佈69位兩院院士聯合發出了倡議書，支持和參與論證中華文明標誌城。但記者調查發現，69位院士中一些人表示“根本不知道”、“不記得”或“沒有參加過”。

儘管如此，各地在資金投入上似乎從來不含糊。除了莫言故鄉高密6億多的投資，任何文化項目建起來都要有相當的投入。從數字上看，驪靬古城宣稱要投入2億元，敦煌古城需要30億元，灤州古城要50億元。為打造汴京古城，開封僅拆遷一項預計就要耗資千億。但是很多地方，本來就不富裕。投入本身就會陷入很大風險，比如開封千億投資背後，是每年只有不到50億元的財政收入，而地方依舊雄心勃勃。

可需要指出的一點是，文化投入與普通産業投資有所區別，能不能取得預期效果，很難被提前量化考量，上項目更像是一場賭博。近年來，發展這種項目的地方不少，但真正能實現比較好的經濟和文化社會效益的地方卻很少見，拿名人和歷史説事的經濟模式往往陷入怪圈。

有些地方，開始勁頭十足，後來半途而廢。2010年，山西婁煩縣提出打造“孫大聖故里風景區”，兩年過去了，除了綠化的5000多畝荒山以及四層樓高的接待中心外，其它項目難以繼續實施，但這時已投入6000多萬元。2005年，河南汝南縣被認定為“中國梁祝之鄉”，2011年底梁祝文化景區開建，計劃投資2億元，但當地不久前回應稱，現在維持景區建設現狀的資金都已經沒有了。

名人故里、古城遺跡，是地方打文化牌的籌碼，但匆忙上馬卻容易埋下失敗的種子。這種爛尾項目往往會陷入更大的尷尬：半途而廢意味著前功盡棄，繼續推進又難以為繼。

有些地方，即使文化傳承做到了，經濟上卻是賠本買賣。按照既定思路建設完成的項目，也不是一勞永逸的，從經濟上講，文化項目是需要被持續消費的。

平遙古城1997年成為世界文化遺産，申遺之後，地方借機推廣，平遙古城的確讓人們感受到了傳統文化的魅力，2009年，旅遊綜合收入從1997年的1250萬元增加到8.1億元。看似可觀收入的背後，卻是超負荷的遊客接待，以及地方長期的收不抵支，不僅如此，古城內現有居民的搬遷和一些改造項目的費用至少需要20億元。

有些地方，只遵循文化規律，不看重市場規律。為什麼“故里經濟”可以作為一种經濟發展模式？首先是其中的名人或古跡蘊含著文化魅力，可以滿足人們在文化層面的需求。再者，地方如果能有合適的方式，對文化符號加以利用，既弘揚了文化，又帶動地方經濟發展，也不是壞事。

但文化項目匆忙上馬背後，往往忽視了最關鍵的經濟規律。大規模的投入不可能全由財政來出，招商引資是必須的，地方急於吸收投資，但對如名人資源等，往往只是提出一個文化概念，缺乏合適的運籌。文化市場畢竟不是一般消費品，沒有文化底蘊，只有空殼是難以真正滿足市場的，企業投資看重的是長期盈利。

這些怪圈的存在，一言以蔽之：將文化變成財富不是靠一腔熱情就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