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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雖舊邦，其命惟新。”在今天的中國，沒有什麼比改革與創新更牽動人心、更迫切緊要。

如果從唯物論的根本出發，經濟領域的體制變革，於民主政治或社會全局而言，具有牽一髮而動全身的功用。從這個意義上看收入分配製度改革，也許更能體悟此中深意。在經歷了一隻又一隻“靴子”落地聲之後，終於從“業內人士”、“消息人士”的傳聞，化為篤定的預期——國務院總理溫家寶17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分析當前經濟形勢，安排部署四季度經濟工作。會議指出，四季度要著力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制定收入分配製度改革總體方案。

經濟學而言，生産、分配、交換、消費，是為宏觀經濟四個環節。分配的意義，在於或鉗制或推動生産的發展，如果四者之間不能適應與協同，衍生的就不只是經濟問題那麼簡單。至於中國收入分配改革箭在弦上的主因，恐怕離不開以下幾個主要共識：譬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勞動工資研究所最新發佈的《2011中國薪酬報告》顯示，去年，我國居民收入增長遠遠低於財政收入和企業收入增長，使得居民收入佔國民收入相對比重不升反降；又譬如北京國際城市發展研究院聯合中國社科文獻出版社發佈的首部《社會管理藍皮書——中國社會管理創新報告》指出，2010年我國基尼系數已達到0.438，20世紀90年代以來，基尼系數在以每年0.1個百分點的速度提高，並且有進一步擴大的可能。一些身處“高位”的數據，難以囊括各色艱舛的人生；而縈繞在收入分配上的質疑與怨憤，已經形成某種理性的合力，敦促著公共決策及時轉型。

一個共識業已達成：以收入分配改革，破題社會公平。

一是公平的經濟增長模式。本輪改革的目的主要在於均衡分配格局、尤其是提升中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扭轉過去宏調只關注二次分配、而不關心初次分配的理念。事實上，初次分配的失衡恰恰是分配體制滯後的根源，就此而言，《人民日報》等早提出要“著力解決勞動收入偏低的問題”等思路。輕勞動、重資本，結果就是大多以勞動能力獲取薪資報酬的産業工人，長期失衡在分蛋糕的遊戲中——最後，即便提振消費信心的政策頻出，消費能力與未來預期仍制約著掏錢的可能。收入分配改革，核心就在於“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調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努力緩解地區之間和部分社會成員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趨勢”。

二是公平的市場機制。在既有的分配方式下，市場框架構建後，內容要素卻未能合理歸位，土地、利率、勞動力及煤電油運等要素價格過於行政化，最壞的結果就是窮補富、勞補資、落後倒貼發達，既不效率、也無公平。收入分配改革，其實也是市場機制從“建立健全”真正走向“成熟”的關鍵一步。有助於尊重市場主體的地位、激發起創富偉力，同時也在強化中國真正的市場國家地位，長遠而言，有益於全球交易中獲得身份上平等的國際認同。

三是公平的社會結構。社會學一直將“橄欖型社會”視為最穩定的理性社會形態。早在十七大以來，“調低、擴中、限高”就已成為政策主基調。為此，政府也採取了一系列具體舉措，譬如廢除農業稅、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顯示了決策者對分配問題的高度重視。然而，歷經30多年的改革之後，中國中産階層比重只有五分之一左右，顯然，“硬骨頭”啃不動，也阻礙了社會轉型，甚至為經濟社會結構調整設置了事實上的路障。

收入直接關係民生。2001年國家提出收入分配體制改革，自2004年發改委正式醞釀改革方案以來，也已經過去8個年頭，發改委多次上報方案、多次難産。我們期待經過博弈之後，這份方案真正能劍指分配癥結，體恤民生、彰顯公平，從更廣闊的視角上護佑中國經濟在困難中平穩前行。這已經是一個越來越“既患寡也患不均”的年代，同時又是一個在糾結著梳理“民強”與“國富”關係的年代，收入分配何去何從，都寄寓著民意關切與歷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