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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以來，日本30-34歲的女性很多因結婚、生子、育兒離開工作進入家庭，就業比率降低，女性分年齡段的就業比率呈M狀。整體來看，日本自高速經濟（1960年）成長時期開始，逐漸形成了我們所熟知的“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模式。

其實，即使是美國、瑞典等當今女性就業大國，在上世紀60年代，其30歲前後的女性就業比率甚至低於日本，也呈M形。之後，各國通過完善法律、改革稅制使其更利於夫妻雙方都工作的家庭等措施推動女性積極就業。

日本也于1986年實施“男女雇用機會均等法”，並先後實施“育兒休業法”和“培養下一代支持對策推進法”等，旨在促進女性就業並使其兼顧事業與家庭。所以，90年代末至今，日本女性就業人數一直在增加，但多是以計時工作為主的非正式員工的增加，正式員工的數量反而在減少。針對非正式就業女性的調查發現，超過80%的女性是主動選擇計時非正式工作的，其背後的原因其實是為了合理調整家庭總收入，避免因工作反而導致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減少。

越工作家庭收入越少？這聽起來似乎令人難以置信。原來，日本的稅制和社會保險制度設計中隱藏了更利於女性婚後回歸家庭、只從事短時間勞動的“奧秘”。日本于高速經濟成長時期（1960年）設立了“配偶控除”這一所得稅扣除制度，即有配偶的工薪階層，其收入的起徵點計算中扣除需要撫養配偶的部分。該制度的初衷是消除工薪階層與企業主之間的稅負不公平，同時也有通過這一稅制承認並評價妻子的家務勞動和“主內”之功的意圖。也就是從這一時期開始，日本家庭的主流形態成為“男主外、女主內”的小家庭模式，女性婚後回歸家庭，部分在育兒告一段落後作為非正式員工（計時工）參與社會勞動。

1985年女性年金制度確立，妻子隨丈夫加入國民基礎年金，不需繳納保險費就可以領取基礎年金（退休金）。次年，日本又設立了配偶特別扣除制度。這一制度下，作為有正式工作的丈夫的配偶，妻子的年收入若超過103萬日元，反而會導致家庭總收入的減少。若超過130萬日元，家庭總收入的減少幅度會加大。因為妻子收入超過103萬日元，不但不能享受家庭收入的課稅起徵點優惠，其收入本身將被課稅，同時丈夫工資中的“配偶補貼”一項就會被取消。而妻子的工作時間超過普通職員的4分之3且收入超過130萬日元，除了不能享受上述稅制優惠，妻子還需要自費繳納國民年金或厚生年金。這種傾向於保護專業家庭主婦的稅制和社會保險制度導致長期以來日本女性婚後從事計時的非正式工作，盡可能將收入控制在103萬或130萬日元以內，避免因自己工作而導致家庭總收入的減少。另外，這種稅制導致日本出現以下情況：丈夫收入高、妻子不工作的家庭，其家庭可支配收入高於丈夫工資較低且妻子外出工作的家庭。與其參與社會經濟活動導致家庭可支配收入減少，女性當然更願意回歸家庭、或從事短時間工作，享受更多的閒暇時間。

當今日本的少子老齡化嚴重，有效利用女性勞動力成為政府擴大就業、重振經濟的重要措施。在拉加德呼籲日本女性積極就業拯救日本經濟之前，日本政府就認識到女性就業對日本經濟的重要性。2010年日本政府制定的“新成長戰略”計劃就提出了將25—44歲（M形的低谷部分）女性的就業比率由2009年的66%提高至2020年的73%的女性就業目標。因為政府統計發現，日本希望就業的潛在女性勞動力達345萬人，其中該年齡段女性人數過半，多達184萬人。

今後日本女性作為潛在勞動力，她們積極參與社會勞動一定能夠給日本社會帶來活力和效率。但現實中，女性擔負著較多的家務勞動，她們的就業需要靈活的就業方式和工作時間、充實便利的育兒設施和中立的社會保險與稅制的完善。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日本人的傳統意識也正發生變化。相關調查顯示：已婚者中無論男女，認為只要家庭經濟條件允許，女性專注于育兒更為理想的比例均為50%左右；同時，反對以及傾向反對“男主外、女主內”傳統意識的比例也超過50%。可見，日本的社會意識較以往更認同女性婚後繼續工作。

近期，日本又明確了“推動男女共同參與社會的形成”這一政策體系，積極擴大政府機關對女性的錄用，提高各領域領導職位的女性比例，通過統一財政以地方自治體（地方政府）為主導完善育兒體系，探討對積極錄用女性促進女性就業與再就業的企業實施法人稅優惠措施。拉加德的呼籲和日本政府提高女性就業的目標能否實現關鍵還要看這些政策措施的落實情況和企業的經營決策。不管怎樣，日本女性就業的增加對於緩解少子老齡化社會的負面影響、振興第三産業的貢獻不容置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