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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湖北武昌一公交站前，一名農民工亂扔煙頭後，被當地市容監督員捉現行。該農民工情急之下，雙膝跪地求免罰。該情景被網友拍照傳上網後，引起了波瀾。

在城管和小販、管理者與被管理者矛盾日益激化的今天，媒體在標題中將“農民工”和“跪求”兩個點提煉出來後，配之該民工下跪的圖片，很快將公眾的情緒引到了對市容監督員的不滿上，將矛頭對準了城管，引發了網友對城管和執法者的集體聲討。

城市為了多數人的公共利益、環境衛生和城市形象等，對隨地丟棄煙頭、吐痰等不文明行為給予適當的勸止和處罰本身並無可厚非。遺憾的是，在武漢這起亂扔煙頭引發的輿論風波中，由於違反法規者被貼上了農民工的標簽，加上其“下跪”的舉動，很快地贏得了網友的站隊，網上為“弱勢”呼喊的聲音不在少數。而執法者由於帶有一定的“強勢”色彩，加上在執法過程中有所失誤，沒有扶起跪地的農民工，很快引起了網友的憤怒。在這個過程中，固有的標簽化帶給公眾的刻板印象，已經影響了人們對事情的基本判斷，農民工亂扔煙頭的違規行為，也在網民對城管的聲討中被淡化了。

事實上，類似這樣利用標簽挑起輿論風波的報道並不在少數。這種“標簽風波”的背後是公眾對“強”和“弱”心態的失衡。這種心態的失衡不僅體現在媒體的報道和輿論引導上，也體現在公眾對“弱勢群體”和“強勢群體”採用的雙重標準上。一方面，媒體為了吸引受眾的眼球，往往故意利用公眾的一些刻板印象，在標題中將農民工、“富二代”、“官二代”等標簽鮮明化，刻意製造矛盾，挑起民眾的情緒，將矛頭指向公眾仇視的“富”、“官”和社會不公現象上，往往就是“強勢者就有過”。另一方，公眾在“強”和“弱”對比明顯的事件中，往往區別對待，這種對待差異不僅表現在對道德的寬容度上，也表現在對法規的懲罰上。

同樣的違法違規事件，如果標簽是“弱勢群體”，會博取公眾更多的理解，輿論往往傾向於輕判弱者。即便是在公共場合抽煙，違反了城市的文明規則，如果違規者是農民工，公眾會認為農民工受教育水平低，不知道當地法律等，為其尋找可以免責的理由。而如果違規者是“富二代”等強者，即便其跪地求饒，輿論也會要求重罰，一旦處罰的力度達不到民眾的預期，輿論的矛頭會立即指向社會的不公。這種區別對待的雙重評判標準實質上是在道德的評估上，將“弱勢群體”的道德水準設在了所謂的“強勢群體”之下，將對違規行為的懲罰程度也人為的劃了輕重之分，對更容易博取人們理解和認同的違規行為取其輕，而對民眾怨氣比較深的“強勢群體”的違法行為取其重。

道德面前本來就沒有“弱勢”與“強勢”之分，法規面前更不應該有“弱勢”和“強勢”之別。道德和法規的評判標準不應被標簽左右，也不該被民眾固有的刻板印象所影響。如果公眾一味地帶著固有的偏見去評判事件，一味地將社會中的人群標簽化，認為在強弱對峙事件中，“弱者”一定是合理的，“強者”一定是粗暴、違規的，那麼只會加劇整個社會的怨氣，割裂社會各個階層之間的關係，加重社會階層之間的不信任，最終製造更多的社會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