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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在京發佈了《中國農民經濟狀況報告》。華中師大中國農村研究院執行院長鄧大才介紹説，與改革開放初期的0.29相比，中國農村居民的基尼系數已大大提升，“馬上可能跨過警戒線了，是在合理區間的末端。”（8月22日《新京報》）

《詩經》有雲，“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古以觀之，重農抑商傳統的不只中國一家。儘管世易時移，農業、農村、農民，仍是歷年中央“一號文件”的重中之重。有人説，你讀懂了中國農民，就讀懂了大半個中國。這話也許未為精準，但農民的生存狀況，確實代言著“中國良心”。

據説《中國農民經濟狀況報告》是“中國農民狀況報告”系列成果之一，是依託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中國百村觀察平臺”進行的。2009年以來，每年對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6000多農戶進行經濟狀況的抽樣調查。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農民經濟狀況，是考察其生存狀態的最重要窗口。報告顯示，2011年農村居民工資性收入增長3191.87元，與2009年調查數據相比增長15.09%，然而，中國農村居民基尼系數卻在“合理區間的末端”。這説明兩個現實：一是中國農民的生存狀況在不斷趨好，二是在效率的軌道區間，如何保障公平、兜底責任可能是農村面對的更大現實命題。

數年前，一部《中國農民調查》備受爭議，但由此也揭開了國人關注當下、解剖基層的序幕。過半城市化的進程不能遮蔽農村的失衡，總量第二等數字也不能掩飾農民的渴求。為什麼要關注中國農民？這當然不只是因為在7.21那場61年難遇的極雨狂瀾中，150個“他們”，靠血肉之軀擰起一根大繩，跨過6車道寬的京港澳高速公路，在空中搭起“生命救援線”——更重要的，還是基於以下幾個原因：一是農民“斷代”已成現實難題。資料顯示，2011年湖南省土地拋荒面積約1100萬畝，佔全省耕地面積的20％以上。農村無農民，“末代農民”找不到接任者，這顯然不是轉型期結構性失衡那麼簡單；二是農民工在支撐起城市光鮮的現代史之後，也同樣面臨著身份尷尬與境遇危機。隨著人口紅利的減少，新生代農民工的價值觀念的改變，白領工資招不到“80後”泥工等技術工人，在國內很多一線城市，建築業、餐飲業、保安等行業都出現青黃不接的“斷代”現象。更重要的是，誠如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副教授梁鴻在《中國在梁莊》中寫道，處於頹敗狀態的鄉村，其內在精神和倫理道德一樣面臨著深刻的危機。

如果沿著“郡縣治天下安”的邏輯，審視中國農民的生存狀態，也許對中國農民關注的視角就不會僅僅局限于所謂“最低工資標準”或“三農補貼”等政策利好，也不會局限于與日俱增的薪資數字或幸福指數，而更該貼近最廣袤的土地，審視農民在時代坐標繫上的每個節點，塑造新型農民、構建農村新的價值體系與秩序。事實上，從2004年開始，中央連續9次發佈以“三農”為主題的“中央一號文件”，強調“三農問題”的重要地位，以農業、農村的未來為支點，撬動惠民政策的集結效應。農業補貼從2002年的一項擴充到2006年的四項，補貼資金規模從2002年的1億元增加到2012年的1653億元，10年累計安排7631億元；2000年，國務院率先在安徽開展農村稅費改革試點，2003年在全國推開，2006年，全國徹底取消了農業稅，延續了2600年的農業稅從此退出歷史舞臺，全國農民每年減輕負擔1335億元……還是數字更能佐證三農政策的正能量：不久前，國家統計局發佈的上半年經濟數據中，農業成為了突出亮點：糧食在“八連增”高平臺上繼續增産，夏糧總産量達到2599億斤，比上年增産71億斤，增長2.8%；而農村居民收入繼續增加，增速已經連續10個季度快於城鎮居民。提升中國農民消費水平與生存質量，便是“穩農村、重農業”的最佳詮釋。

一切城裏人，都有著抹不去的農村人的背影。這是最真實的歷史，這是最理性的現存。關注中國農民的生存狀態，既是人性之悲憫，也是制度之破題。在戶籍藩籬尚未打破的時候，在城鄉二元結構還深深束縛了自由遷徙與平等獲利權益的時候，傾聽農民的聲音、關注農民的訴求、感受農民的冷暖，也許才能真正挺直“中國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