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深圳市人大召開《深圳經濟特區市民文明行為促進條例》立法論證會，組織市民代表、人大代表與政協委員對該條例的草案論證稿進行討論。這部有可能成為全國首部市民行為規範法規的條例，擬對一些不文明的行為加大處罰力度。比如，兩年內5次因不文明行為被處罰者加罰1000元，兩年之內有10次不文明違法紀錄者將被記入徵信體系。

條例擬規定的最重處罰額度，是50萬元，針對的是損壞古樹名木。但引發爭議最大的，卻是針對一些更為常見的不文明行為的處罰，比如隨地吐痰，在公共場所吸煙等等。有論者就批評，“法律是純粹理性的，人卻充滿著感性，對感性的人，最好的辦法是不使用懲罰，也能減少和杜絕壞習慣。”

這些年，“處罰依賴症”和“刑罰崇拜論”沒少被批判。道德與法律的關係，更是常辯常新的公共議題。遺憾的是，日益多元化的社會總難以在爭論之後達成多數共識。在公開的輿論平臺上，我們看到的，更多是針鋒相對、互不相讓。一方舉例説，你看新加坡，嚴刑峻法不就帶來了城市文明嗎？另一方則迅速反擊，這種嚴刑峻法雖有奇效卻也飽受爭議。中國不是新加坡，生搬硬套只會弄巧成拙。

沒人要生搬硬套新加坡的嚴刑峻法，但對類似公共場所吸煙等不文明行為進行處罰，卻是世界上多數國家的通行做法，而非新加坡的“專利”。我們應承認，並不是所有的不文明行為，都應該入法，且都必須使用行政處罰的方式來促進市民的認同。但就中國的情況而言，我們的確有一些不文明，被遺忘在法律法規之外；也有很多的不文明其實早已“入法”，卻因執法的軟弱無力，而事實上處於“有法等於無法”的狀態。

比如公共場所禁止吸煙，雖無全國性的法律出臺，但交通部、衛生部等部委均在各自的職能範圍內，頒布了相關的部門規章。這些仍在生效的規章，是適用於全國的。但我們似乎並未看到確保這一禁令得到有效遵循的執法行動。媒體每每組織對這一話題的討論，總有論者以國人的道德水準還達不到公共場所禁煙的要求，來為眾多違法者辯護。這種看似對“法不責眾”的妥協和無奈，實則是職能部門缺乏執法的決心。在此之外，是煙草巨大的利潤空間讓他們不想為，而不是不能為。

類似于在公共場所吸煙這樣的不文明行為，完全應該入法。道德和法律並非完全隔絕的兩個領域。道德是法律的基礎，而法律是底線的道德，是道德規範的制度化實踐。我們現在還不能強令禁止所有人都不得吸煙，但在公共場所吸煙，妨礙了他人的自由，損害了他人的健康，城市管理者理應對此進行限定。換言之，自己不抽煙，是更高層次的道德。作為個體，可以不遵守，法律也不應干預。但不讓其他人被動吸煙，是底線的道德，所有人都應做到。

動輒以國人違法太過普遍，以及整體道德水準低下為由，拒絕接受對不文明行為的執法，實則是對國人的貶低，是對制度缺陷和執法無能的掩蓋。為什麼很多國人在國內恣意違法違規，到了國外就老老實實，規規矩矩？不是因為他們的道德在到達國外的瞬間就得到了大幅提升，而是因為制度環境、執法環境使然。由此反思國內，我們缺的其實首先不是道德，而是完善的制度和有效的執法。

當然，對哪些城市不文明行為需要輔以罰則，哪些不文明行為應以倡導為主，這需要更多的辯論和博弈。既要推動對不文明行為的日常執法，又要防止“以罰代管”。深圳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其初衷是值得肯定的。通過開門立法來討論對城市不文明行為的法制規範，也有助於防止以往多見的部門“執罰經濟”，確保立法的公平與科學。對此，我們理應有所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