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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2日，溫家寶總理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取消和調整314項部門行政審批項目，並批准廣東省在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方面先行先試。據悉，自2001年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工作啟動以來，這已是第六次消減行政審批項目，十年來共取消和調整了2497項行政審批項目，佔原有總數的69.3%。

層層審批、挨家蓋章，是計劃經濟時代的一大特徵，與建立完善市場經濟的目標很不相稱。行政審批過多過濫，本質上是由行政權力來決定資源配置和經濟運行，其弊端十分明顯：一是缺乏效率。嚴重限制個人和企業的經濟自由，無法體現市場在配置資源上的優勢；二是易滋生腐敗。審批往往意味著收費，掌握審批權力的部門越多，自由裁量權越大，尋租的空間就越大。

但是，削減行政審批的意義遠不止於此。它的本質是調整政府、市場和社會三者的關係，政府做好應該做的事，同時向市場和社會“放權”，這是當前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的主要方向，也是社會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這一調整是轉變政府職能，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一步，是一場深刻的權力和社會變革。

然而，要掌握審批大權的部門自動放棄權力，並不容易。在經濟增速放緩，地方財政吃緊的情況下，一些地方和部門的行政審批權力反而有擴張之勢。因此，削減行政審批項目，關鍵要管住行政權力，明確政府部門的權力清單，不能做超出權力範圍之外的事。而有些涉及到公共服務的事務，可以交給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參與決定，發揮市場的調節作用。此外，還要大力培育行業組織和仲介機構，發揮社會組織的行業自律和自我管理職能。

取消和調整行政審批，並不等於政府放手不管。政府部門應從指揮具體的經濟建設和投資項目中抽身，把主要精力應放在服務和監管上，比如在環保、安全生産、食品安全等領域，就不能完全交給市場，且也不是企業和社會組織能夠獨立承擔的，在這些領域，政府監管反而需要加強。例如在食品安全領域，政府應自上而下保障《食品安全法》的實施，整合執法部門實行大部制管理下的食品安全監管體系，對於食品生産的全産業鏈進行沒有死角的監管；又如在環保領域，政府應成為“先知先覺者”，培育、扶植環保組織並使其“硬”起來，令社會監督和政府監督相得益彰；再如在安全生産領域，政府應嚴令企業落實安全生産責任制，建立安全生産隱患排查治理信息平臺，強化基層基礎，完善事前、事中、事後一體化監管機制，用強有力的行政措施防範安全生産事故。這些加強的監管措施與取消和調整的行政審批項目一樣意義重大，在一張一弛間，顯示服務型政府的責任和管理智慧。

行政審批制度改革選在廣東先行先試，蓋因廣東是我國市場經濟發展比較充分的地區，也走在社會改革的前列。政府向社會和市場放權，在廣東順德、南海等地已經開始試行，效果明顯。廣東省方面提出的建立“小政府、大社會與好市場”的新廣東模式，與削減政府審批的方向高度契合，很好體現了這項改革的前景和目標。希望廣東的經驗能夠得到總結完善，儘快上升為統一安排，讓市場和社會的力量，惠及全國更多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