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曝光讓“井居者”雪上加霜?

12月9日最火的兩條新聞，一個是《北京住井下男子找到工作：月薪超3000元包食宿》，另一個是《“慈母”毒殺腦癱雙胞胎 全村沉默》。前者，是對幾天來“井下男子經媒體曝光甚至連蝸居都失去”的一個積極回應；後者，則幾乎又是一個農村悲劇的重演。兩個看起來不太相干的社會新聞，背後卻直指不甚完善的社會救助體系。

生存

我們先看井下男子的遭遇。媒體將其曝光後，有關部門封井。在微博上，“記者報道引起封井”甚至引發新聞倫理之爭。媒體曝光反而堵死了生存者的出路？《北京晨報》首席記者崔紅的一句感慨被網友爭相轉發：“住人井今天被水泥封死。早在15年前，就知道井裏住著流浪漢。大家都不去打攪他們，因為不論外面暴風驟雨還是漫天飄雪，井裏總是溫暖的。龍應臺曾囑咐留學的兒子：別總去沃爾瑪，也給路邊攤留點兒生意，他們比沃爾瑪更需要你。今天我知道，有些角落不需要記者。”——這個悲情的解讀角度，令人唏噓。

不過，針對網絡上的煽情和“掄大棒”，評論員楊禹則表示：“城市社會救助體系只救急不救窮。在鄉下有地有房有集體收益分配權利者，蝸居城市是其自主選擇。一個文明社會不保障每個人都不貧窮，但應保障其基本財産權利和所得公共服務。”

記者的報道沒有錯，崔紅的感慨沒有錯，楊禹的角度沒有錯，網友唏噓怒罵也是一種表達方式。但是靜下心來想想，記者的報道引發封井，難道就不應該再報道了嗎？不，記者應該繼續報道、深度報道，直至問題得到解決為止！對於這些在鄉下能享有基本生活保障的進城者，我們更要憂慮的是，他們為何寧願生活在城市的井下，卻不願回到老家的屋檐下？難道前者是更有尊嚴的生活方式？

“井底人”王秀青也許沒能想到，被媒體曝光之後，他終於能暫時撿起尊嚴。“月薪超3000元包食宿”並被安置在高校工作，至少看起來是體面的。但這是否是救助的終結？誰都不好説。被媒體淡忘之後，希望他依然能夠看起來體面地生存下去。更多井下人，會否因為王秀青的被報道而得到相對體面的生活？答案待定。

無法生存

時間跳轉到2012年1月9日。《週口日報》當天報道稱，“母親照顧腦癱雙胞胎19年”。母親武文英被讚“慈母”，政府部門送來輪椅和500元錢，和兄弟倆每月共60元的低保待遇。報道出了三篇，但得到的解決方案遠非“解決方案”。否則，今天《“慈母”毒殺腦癱雙胞胎 全村沉默》這樣的新聞也就不會出現。

這個村裏見諸報端的“知名家庭”，沒能走進當地部分相關部門的救助體系之內。

武文英的丈夫多次給媒體打電話：“幫找找政府，看有沒啥救濟。我也不知道該找哪個部門。”

三年前，河南省實施貧困殘疾兒童搶救性康復項目，計劃為貧困腦癱兒童實施康復訓練，國輝、國增兄弟倆當時在救助範圍之列。此項方案由殘聯負責，而雙胞胎兄弟倆的信息，並不在鹿邑縣殘聯的殘疾人系統中。

賈灘鄉民政所工作人員馬艷麗介紹，即使辦理殘疾證也不會有任何補助，而且殘疾證需要家屬提出申請主動辦理，否則鄉里也不會向鹿邑縣殘聯彙報。(引自《新京報》報道)

如此種種，讓曾經對媒體説“只要我活一天，就會照顧他們一天”的武文英如此絕望。1個多月後，她決定讓孩子死去。

如果報道方不只是《週口日報》，而是央視、《新京報》等更有影響力的媒體，武文英和殘疾雙胞胎的命運會否改變？假若她能得以改變，那更多有類似遭遇的人們呢？

尊嚴

對很多掙紮在城市或者農村救助邊緣的人們，對那些不熟悉規章制度、不知道如何將自己納入救助體系的人們來説，尊嚴是個十足的奢侈品。

在《新京報》記者的採訪中，“井底人”王秀青是這樣描述尊嚴的：2008年，我在路邊擦車，城管把我抓走，把狗從籠子裏放出來，把我關狗籠子裏，我是想要尊嚴，可還有什麼尊嚴呢？

河北農民鄭艷良自鋸右腿的瞬間，也是“生存”二字戰勝了“尊嚴”。

2010年，溫家寶在春節團拜會上講：“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讓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嚴。”

“尊嚴”二字，對正在行進中的中國來説，還需要很長的路要走。過有尊嚴的日子，一定不能止于媒體曝光。新聞可以成為舊聞，百姓也會選擇遺忘，但我們的救助體系不能忘了他們。我們的救助體系，在媒體的鞭策和推動下，斷然需要不斷完善，不能一次又一次的讓悲劇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