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天，霧霾和寒氣籠罩下的北京，因為一群“井居者”的曝光，讓人感到格外窒息和寒冷：一幫顛沛流離的城市邊緣人，居住在這座光鮮亮麗城市的熱力井下，艱難度日。甚至，還有人在這陰冷潮濕、暗無天日的環境裏，一住就是20年。

伴隨著“井居者”的境遇曝光，他們在這座城市的托身之所，迅速被相關部門用水泥封上。嚴寒冬日，他們該往何處去?“井居者”的冷暖，成為心存悲憫的民眾憂心的問題。

對“井居者”接下來生存困境的關切，讓不少人遷怒于曝光此事的媒體。有人説，若不是媒體曝光，這個群體最起碼還能在井下度過這個寒冬。畢竟，比起井外的陰冷，井下最起碼還是個相對溫暖的安身之所。依照這種簡單的邏輯，他們認為，媒體曝光無疑讓這群人的生活雪上加霜。

公眾的斥責和遷怒，將一個有關社會不公和生活尊嚴的命題，推向了新聞倫理的紛爭。報道“井居者”的媒體，在人性和真相之間，到底該如何選擇?輿論監督的邊界又在哪?斥責聲中，曝光此事的媒體，儼然被視為封井者的前哨甚至幫兇。

人性與真相的選擇困境，確實存在於新聞倫理之中。比如因拍攝《禿鷲與小孩》而獲得普利策獎的南非攝影師凱文·卡特，就曾被置於輿論的審判席上，最終寫下“真的，真的對不起大家，生活的痛苦遠遠超過了歡樂的程度”的遺言來逃避譴責。很顯然，卡特的自殺並未讓這個爭論達成共識，輿論監督的模糊邊界，依然游離在現實的新聞活動中。

但筆者以為，人性與真相的選擇，並不存在於“井居者”的監督報道中。有人指出，報道者在報道之初，就應料到“井居者”曝光之後的命運，必然是被封井以及被驅逐。這顯然是誅心之論。媒體的職責，就是應該揭露公共場域存在的問題，而監督的本意，則是為了讓這群人得到政府重視，從而脫離困境。因而，將媒體視為粗暴清理城市流民的城管等執法部門，批判的矛頭顯然指錯了方向。

媒體之所以會面臨這樣的責難，關鍵還是在於權力者的行事邏輯以及處理問題的手段粗暴。如果曝光後，相關部門的動作不是迅速封井，而是切實傾聽“井居者”的訴求，從而相應地解決問題，那麼曝光此事的媒體也不會被推倒輿論的風口浪尖上，甚至還是個皆大歡喜的結局。但權力的行事邏輯，首先想到的並不是解決切實問題，而是解決被他們視為製造問題的人們，封井和驅逐，無疑是讓井居現象消失的最快捷路徑。在這樣的行事邏輯下，媒體的良苦用心，非但沒有發生雪中送炭的效果，反倒成了雪上加霜的誤傷。這顯然是報道者沒有想到的。嚴格意義上説，揭示“井居者”的生存困境，更是揭示了這座城市諸多複雜問題共生的馬蜂窩。

因而，讓“井居者”雪上加霜的，並非曝光此事的媒體。歸根結底，它的製造者，依然是這座城市的管理者。他們管理的疏漏，製造了許多如“井下居住”這樣的問題，並且這些問題被隱藏在地底下，一旦被揭露，解決起來也就盤根錯節。他們從未關注這個群體的存在，也來不及傾聽這個群體的訴求和願望，當問題擺在他們面前的時候，他們除了實行簡單的救助和粗暴的驅逐，還能做些什麼?而這，也是監督困境出現的根本原因，媒體指出問題，用意是引起權力的重視，而權力卻往往視之為添堵。而這樣的矛盾，正長期存在於國內輿論監督中。

不要再將批判的矛頭指向監督的媒體了，他們不是將“井居者”逼入困境的元兇。面對井底下毫無尊嚴可言的生活，我們應該反思的是：為什麼光鮮亮麗的城市會出現這樣的群體?為什麼當前的救濟體系並不為這些“井居者”所接受?解決之道，還是在管理者身上。如果救濟體系不是想當然地給予短暫之需，如果解決問題的辦法不再簡單粗暴，“井居者”的境遇被曝光，又何至於出現雪上加霜的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