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27期:計生部門“贊助”公安,一場涉嫌違法的利益分贓
(2014-05-20)
中國共産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於2013年11月9日至12日在北京舉行。全會聽取和討論了習近平受中央政治局委託作的工作報告,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全會指出,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管子·小匡》有言,“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柱石)民也。”歷史以來,在中國傳統農耕社會,儘管商人也是公認的社會推動力量,但基本都居於職業排行榜的末位。十一屆三中全會徹底改變了這一歷史——下海經商司空見慣,追求合法財富無須遮遮掩掩。正是有了這順勢而為的“後35年”,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發展成果才更多、更公平地兌現為民生福祉。
改革開放,創造了中國的新經濟史;而新一輪改革開放,必將續寫輝煌新篇。
這些年,伴隨着中國宏觀經濟的轉型升級與結構調整,上層建築出現了一些不適的症狀。這是人類社會的基本矛盾,也是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源動力。法國歐洲時報網12日刊載文章《市場時代,政府的手該伸到哪》,文章指出:“政企不分,權力對市場指手畫腳。當此背景之下,企業家的命運通常與官員的仕途直接挂鉤,近年來伴隨着官方反腐力度的加大,一些貪官和相關聯的企業家相繼倒下,就是明證。如何破除政企不分,中國企業家們對高舉改革大旗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滿是期待。”
政府與企業的關係,其實就是政府與市場的關係。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了一個共識,“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而“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則是重點中的“核心問題”。資源、環境、生態,處處都是民生;投資、消費、結構,時時都有變數。從當年的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到“深圳速度”,從市場理念的普及,到上海自貿區實踐——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既在等一個節點,卻又從來沒有等什麼節點。
政府與市場究竟應該是怎樣的關係?簡言之,就是市場的歸市場,政府的歸政府。各司其職,各盡其責。一方面,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是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基礎。“加快形成企業自主經營、公平競爭,消費者自由選擇、自主消費,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動、平等交換的現代市場體系,着力清除市場壁壘,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建立公平開放透明的市場規則,完善主要由市場決定價格的機制,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完善金融市場體系,深化科技體制改革。”
另一方面,科學的宏觀調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優勢的內在要求。“必須切實轉變政府職能,深化行政體制改革,創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強政府公信力和執行力,建設法治政府和服務型政府。健全宏觀調控體系,全面正確履行政府職能,優化政府組織結構,提高科學管理水平。”
市場就要像個市場的樣子,政府就要有個政府的做派。“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其實是一個硬幣的兩面。當下而言,最關鍵的不是市場如何發揮價值規律的張力,而是政府要恪守好自己的權責邊界。一方面要徹底打破“全能政府”的角色定位,從“全能型家長”的影子中走出來,慎重伸手、科學決策,收縮管理戰線、精耕管理領域;另一方面更要大力推進地方政府改革。誠如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的直言,“地方政府改革是一場自我革命,涉及面廣、觸及利益深。”過去幾次政府職能轉變和機構改革,都出現過“上面動作大,下面打折扣”的情況。新一輪簡政放權已經進入全面深化的關鍵時期,好政策能否真正落到實處,難點重點都在地方政府職能轉變。
正如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所言,“改革開放是黨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帶領全國各族人民進行的新的偉大革命,是當代中國最鮮明的特色,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是黨和人民事業大踏步趕上時代的重要法寶”。無論是頂層設計,還是摸着石頭過河,尊重法治、尊重民意,尊重市場、尊重規律,尊重程序、尊重科學,職能轉變後的中國政府,一定大有可為、大有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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