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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後，有關城鎮化的話題多次被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提及。隨著兩會的到來和召開，無論是在官方還是民間，“新型城鎮化”已經成為不斷升溫的熱詞，也是今年兩會備受各方關注的議題之一。

中央對城鎮化的研究由來已久。2009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官方首次提“城鎮化”。十八大開啟改革新起點後，中央高層更是將“新型城鎮化”提到新的戰略高度，明確提出要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城鎮化道路，推動工業化和城鎮化良性互動、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相互協調，並提出2020年“城鎮化質量明顯提高”的目標。

針對中央的城鎮化戰略，不同的人給出了不同的見解。在許多經濟學家的字典裏，“城鎮化”意味著拉動內需、刺激投資，意味著解決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新出現問題的靈丹妙藥；在一些地方官員的眼中，“城鎮化”則意味著GDP增長的動力源泉，意味著“人為造城”的契機；但在不少農民的眼中，“城鎮化”卻意味著家園被拆、土地被徵，意味著失去穩定的經濟來源和生活保障。

無論是經濟學家所解讀的“靈丹妙藥”，還是地方政府眼中的“動力源泉”，過多地將“城鎮化”與經濟增長挂鉤，忽視“城鎮化”的真正內涵，都使得這一原本積極的字眼抹上了一層冰，甚至成為一個消極的詞。

一方面，“城鎮化”在很多地方被異化為一場與地方GDP增長有關，與大拆大建有關，卻與農村社會福利制度變革無關的運動。不少地方政府在“城鎮化”過程中單純追求GDP增長速度，大手筆“蓋樓”、人為“造城”，強制徵地、以土地出讓收入支撐當地經濟短期內快速增長，將“城鎮化”變成一場政府強制徵地、農民無奈失地之旅。

進而，異化的“高樓”、“造城”運動造就了不少地方“偽城鎮化”、“半城鎮化”的現狀。統計顯示，2011年，我國城鎮化率突破50%，達到51.3%，城鎮常駐人口數量第一次超過了農村人口，但至少有30%的所謂城鎮人口，不能取得城鎮戶籍以及戶籍背後捆綁的很多社會福利，無法公平地享受到城市的資源和公共服務。中國數億農民的雙重身份、雙重生存與生活現狀，依然沒有得到有效解決。

都説“城鎮化”不應該只聚焦背後的經濟增長，而更應該關注身處其中的農民能否享受到這個過程的福祉。事實上，按照中央的意圖，“城鎮化”的本質也是人的城市化，它所涵蓋的內容不僅僅是産業結構的調整、居住空間的改變，也不簡單地是城鎮數量、人口或面積的增加，它更應側重農村醫療、社保、教育等公共資源和社會福利制度的變革，是推動城鄉基礎設施一體化和公共服務均等化，最終讓農民享受到真正的市民待遇。正如李克強1月15日在國家糧食局科學研究院考察調研時指出，推進城鎮化，核心是人的城鎮化，關鍵是提高城鎮化質量，目的是造福百姓和富裕農民。

地方政府在推進城鎮化的過程中，應擺脫當前這種偏重物的城鎮化、偏重土地的城鎮化的思路，走“新型城鎮化”道路，以人的城鎮化為核心，走城鄉統籌、城鄉一體、産城互動、節約集約、生態宜居、和諧發展的道路。

當“城鎮化”不再被簡單地等同於拆遷徵地，不再被地方政府過多地與GDP增速挂鉤，而是著眼于“城鎮化”過程中人的福利，注重“城鎮化”過程中的民生福祉，最大限度地縮小城鄉差距，讓農民公平地享受到市民的待遇，“城鎮化”的感情色彩才能不再那麼冰冷，才能釋放出最大的政策溫度，讓“城鎮化”成為農民眼中最溫馨的字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