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城市路橋“打包”收費，是時下不少城市的通行做法。10月29日《新京報》報道，在國家加強清理整治路橋收費的背景下，這種年票制開始遭遇尷尬：新近開徵的廣東省惠州市，七成車主未繳費；東莞市92萬輛汽車，兩成欠繳年票……一些市民提起年票制很無奈：“這條路，這座橋，不管你走不走，都得留下‘買路錢'，且要年年繳。”

　　和路橋費相關的各種新聞，細品起來滋味複雜。微觀上説，濟南黃河大橋上市已經10年，收費已經28年，收回的資金已經超建設成本10倍，至今仍沒有叫停的態勢；宏觀而言，此前滬深兩市A股19家高速公路上市公司中13家公佈了2011年年報，平均毛利率高達56.08%，最高的重慶路橋毛利率甚至達到了91.14%，超過了茅臺酒。路橋費雜亂無章，已成為民生不能承受之重。

　　去年6月，交通運輸部、國家發改委等五部委聯合出擊，決定用一年左右時間開展路橋費專項清理工作。儘管職能部門善政迭出，但清而不理、整而不肅已成不爭的事實，年票制就是最好的例證。年票既然屬於包年的形式，當遵循幾個基本前提：一是優惠幅度大，二是自願辦理，三是程序上經得起考量。遺憾的是，少數地方的年票製成了懶政思維的産物：操作上捆綁收費、強制辦理，價格上獅子大開口，在缺乏充分博弈的前提下，散發著斂財的霸氣意味。

　　程序正義曖昧，實質正義自然就無從談起。與之對應的是幾個耐人尋味的怪現象：年票制在不少城市超期試行，廣東省物價部門每年審批一次，每次審批“試行一年”，而這一“試”就是10多年；武漢5座以下轎車年優惠票2100元，就有車主認為，這個年票額是過去的兩倍多，難以承受，結果就是逃票成為一種“潮流”。

　　路橋收費大搞年票制，且與車輛年審強制挂鉤，這種悖逆公平與效率的決策姿態，很容易讓人聯想起某地城管攤派的“統一制式”小推車。管理是便利了，收費是簡捷了，公共利益與民生權益卻被虛置。流行的路橋費年票制逃不開三重追問：一、在細化公共責任的今天，能分類處理的為何要“一刀切”打包了事？二、“年票”事關車主出行，此類民生政策有無經過聽證程序？三、年票價格及收費的合理性，在打包之前有無論證？

　　年票的糾結，看起來是選擇什麼收費方式的問題，説到底是對路橋費公平與正義的拷問。即便路橋費頑疾短期內難以根治，在以年票的形式打包收費之前，監督部門應當以公共利益最大化為原則，執行嚴苛的政策“安檢”程序，確保路橋不至於成為少數部門的“提款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