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來，多地紛紛將非稅收入尤其是罰沒收入作為財政“增收挖潛”的重要途徑。財政部10月22日披露完畢的各省份前三季度財政數據顯示，一些地方在稅收收入增長“失速”的情況下非稅收入大增，有的地方非稅收入高出稅收收入40多個百分點。（10月23日經濟參考報）

　　在整體經濟形勢低迷的時期，地方政府的稅收失速不會讓人感到奇怪。此時，地方政府為了維持運轉，刺激經濟增長，積極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但是在哪尋找這個“新的經濟增長點”，卻透露了一些地方政府的執政理念。

　　一般來講，政府的非稅收入主要包括：國有資本經營收益、國有資産（資源）有償使用收入、政府型基金、專項收入、行政事業性收費、罰沒收入和其他收入。在整體經濟不景氣的狀況下，國有資本經營收益的增長不可能大幅增加，而政府型的基金收入本來就是增值性不大的收入類別。這樣，能夠給政府帶來較大收益的只能是國有資産（資源）的有償使用收入和罰沒收入。眾所週知，在國有資産（資源）的有償使用當中，土地收益是地方政府的財神爺，離開了土地收益，很多地方政府幾乎沒法正常運轉。為了增加收入，地方政府很久前就瞄上了“土地財政”，直到現在，土地徵收和轉讓還一直是很多地方政府的支柱性收入，這就不難理解，為什麼“血拆”一直屢禁不止。同時，政府在土地轉讓中的暴利收益也成為高房價的重要推手。政府官員為了製造政績，不惜與開發商聯手剝奪公民的合法財産。

　　罰款是政府依法對違法違規的公民實施的處罰，這種政府收入雖然是懲罰性質的，但是主要目的應該是教育公民依法依規作為。從設置處罰的初衷來看，他不應該成為政府拓展收入渠道的目標。但是，一旦政府有了利益衝動，處罰的目的和行為都會發生變異。為了增加收入，政府部門釣魚執法，以罰代管，罰而不管早已不是什麼新聞。尤其是當一些地方政府為有罰款權的部門設置罰金數額目標，要求這些部門必須完成“死任務”，罰金就變成了披著權力外衣的敲詐。

　　因此不管這種非大幅增加的稅收入從哪個渠道而來，其合乎行政倫理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為非稅收入的增加，首先暴露了政府權力的不受限制，它超越了法律的界限，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權益，無論是土地財政還是非法罰款，概莫能外。其次，中央政府為增加居民收入不斷進行結構性改革，而非稅收入的增加無疑會抵消中央政府的這種改革努力，從而使國家拉動內需、促進公平的努力大打折扣。再次，地方政府非稅收入的高速增加以非法行政為前提，它損害了政府的公信力和法律的權威，當地方政府的官員在為自己的政績竊喜的時候，殊不知，他已經動搖了社會穩定的基礎。這種危險性可以從早些年政府徵收“三提五統”引起的暴力事件，以及近些年的“血拆”事件中看到苗頭。

　　社會的穩定有賴於公民權益的保障，有賴於政府“為人民服務”的理念的落實，有賴於法治權威的樹立。當政府一心想著“創收”的時候，它必然無法逃脫破壞法治、與民爭利的嫌疑，“為人民服務”更是無從談起。從根本上講，損害群眾利益就是在破壞社會的穩定。希望政府能夠從這個信號中吸取教訓，及時採取措施，取締地方政府非法的“非稅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