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生的浮躁

在中國，很多大學生從不看新聞，即使看了，也從不關注財政，社會和教育，而唯獨對芙蓉姐姐們瞭如指掌，津津樂道；在中國，上了四年大學，很多學生不認識老師，也不被老師認識，履歷少的可憐，唯一的自信建立在遊戲之上；在中國，平時的課可以不上，但考前的補習卻少了不行，通俗言情小説暢銷熱賣，但圖書館的名著卻鮮被問津。

老師的功利

大學只認錢不認人，中國大學越來越像官場。大學不是為了培養人才為唯一目的，而是把賺錢作為目標。就像溫總理所説的“什麼都和錢挂鉤”。與錢挂鉤，使得大批學子因為貧困問題而被堵在大學大墻之外；與錢挂鉤，使得許多教授教職員工無心專門從事教學工作，忙於跑場子、演講、講座賺錢；與錢挂鉤，使得一些基礎科研和教育無人問津，大學瞄準急功近利的實用科學配置人才資源，削弱國家整體競爭力。[>>詳細]

校園成為大家的謀生手段

現在的大學教育，被多數人當成謀生獲利的手段，學生如此，教師自然也不例外。學生讀書的目的是為了獲得專業的技能，方便以後找工作；教師教書是一門職業，教給學生知識以獲得報酬，閒暇之餘，出書講座的也不少。這無可厚非，只要做好了自己本職工作，就不該受到太多的詬病。關鍵是，越來越多的大學教師只是把教書看成一門穩定的職業，大把的時間和精力，根本不是花在教書上而是用在了“走穴”講座、拉關係申報科研課題上，因為這些能帶來更大的經濟收益。[>>詳細]

教育理念的扭曲

很多年以前，教育家潘光旦在評價近代的所謂新式教育時曾説，近代教育有許多對不起青年與國家的地方，尤其是教育沒能使受教育者做一個“人”、做一個“ 士”。中國教育沒能跳出三個範圍：一是平民教育或義務教育，目的只在普及、識字，教大眾會看簡單的宣傳文字；二是職業教育或技能教育，只教人學些吃飯本領；三是所謂人才教育，只不過培養一些專家或文官。三者都和做人之道“離得很遠”……潘先生的這句話，放在今天應仍不過時，我們的教育仍停留在為“勞動力市場”培養人的階段，而不是為生活與社會培養人，在這種功利性目標導引下，什麼通識教育、人文教育都很難有生存的空間。[>>詳細]

管理僵化導致功利化

廣州市南武中學校長封耀明以一個中學校長的身份道出了最直接的感受。我們老師有很多很好的想法，但是根本做不到，這是迫於現實的限制。比如校長三年一調，經常搞標準化評估，各種各樣的考試指標衡量，不但學生厭學，連教師也開始厭教。在中國，教育就變成了脫貧的手段，尤其是邊遠山區，在這樣明顯的功利目的下，我們只能在一切為高考服務的模式下進行教育。[>>詳細]

校園“行政化”難辭其咎

《南方週末》曾于2005年進行“中國大學校長公眾認同度調查”， 3311位受訪者中，69.87% 認為中國現在的大學校長總體形象更接近官員。教育學者熊丙奇甚至向《中國新聞週刊》記者斷言，估計95%的大學校長“邏輯思維基本就是個官，總想怎樣維護自己的官位、當好幹部”。

帶領教育回歸

早在2007年3月，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便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要提倡教育家辦學。”優秀的大學校長首先應是一位教育家，這是眾多高等教育研究者的共識之一。[>>詳細]

現在一些大學校長往往是被各種各樣的指標所驅動，而較少真正從教育本質、教育內涵方面去考慮如何辦學。對現實的利益考慮得多，對大學精神、大學使命考慮得少。

維護學術自由

行政化的含義是什麼？行政化使我們的社會井井有條。它的核心就是下級服從上級，就是上級能夠保證比下級掌握更多真理。但是學校不一樣，學校不能用這種方法，因為學校最核心的要素是追求卓越。並不是誰年齡大、經驗多、職務高就一定卓越。只有第一線的教師才明白什麼是卓越，他們知道怎麼樣追求卓越，所以不能讓行政的體系把他們扼殺了。

但對大學來説，任何一個國家、民族的大學都是這個國家、民族的精神脊梁骨。大學的精神不能虛脫。大學教師必須真正崇尚學術崇尚真理，對國家、民族包括整個人類要有非常強烈的責任。大學一虛脫，這些就都沒了。[>>詳細]

從點滴做起推進體制改革

體制改革也不可能橫空出世,最終也得靠各個學校去試,去推行。像楊玉良、“根叔”等先知先覺的校長,何妨先走一步。當然,改革意味著可能會觸及一些人的既得利益,這就要求這些“敢言”、有抱負的校長們要敢於碰硬,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一些利益。[>>詳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