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剛橋：邳州帖案——“因言獲罪”新動向

    自“彭水詞案”以來，因言獲罪的網絡帖案時有發生。最新的例證來自江蘇的邳州。

　　該市3名教師被公安機關拘留，原因是他們3人通過網帖反映的問題，主要涉及個人工作崗位、有關校領導腐敗等內容。其中兩名教師辱罵了教育系統領導，另一名教師則罵了教育局。

　　鋻於以往引起公憤的網絡帖案，“嫌疑人”多被當地警方以“誹謗案”立案，作為對民意的回應，最高檢察院于8月初專門出臺規定，要求“對公安機關提請逮捕的誹謗案件，受理的檢察院經審查認為屬於公訴情形並有逮捕必要的，在作出批捕決定之前應報上一級院審批。”

　　輿論普遍認為，這是一個折衷的解決辦法，卻不失現實意義。但是，這似乎難不倒那些欲把“誹謗”政府者治罪的地方政府，邳州帖案就暴露出這樣的新動向。作為應對之策，警方可能不再向檢察院報捕，而直接對“嫌疑人”處以行政處罰。

　　警方撇開檢察院和法院，對誹謗案“單幹”，相對來説更危險。一是地方公安的權力難以受到制約；二是處罰的力度，實質上未必比刑罰輕。比如以剝奪人身自由為主要內容的行政處罰，就包括了行政拘留和勞動教養。

　　行政處罰不受司法審查，這是制度的弊端。對於一些地方領導而言，這種弊端卻正是他們想要的———在獨斷的強權面前，公民的權利顯得格外微弱。儘管我們在談論公民批評自由的時候，常常直接引用憲法：公民對於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有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

　　邳州帖案的處理，就繞過了檢察監督。就在中央強調網友聲音“直通中南海”的同時，邳州警方依《治安管理處罰法》拘留了三位在網上發聲的教師。若此因言獲罪的新動態得以蔓延，那無疑又將是一場公民權利的災難。

　　溫家寶總理説過，創造條件讓人民批評政府、監督政府，要想這句話不落空，就必須認識到，不受約束的拘留權和勞教權，很可能讓公民的批評權和監督權成為“空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