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租車上載著的一些舊藥盒，竟然牽扯出一個涉及全國29個省的假藥生産大案，近1800名犯罪嫌疑人同時落網。

　　2011年12月23日，李桂勇和他的5名家族成員一起，被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區人民檢察院以涉嫌生産、銷售假藥罪批准逮捕。賣藥盒子給李家的義烏市某醫院保潔員王某也在同日以同樣罪名被浙江省義烏市人民檢察院批准逮捕。

　　這一涉案金額達20億元之巨的假藥案件，以其巨大的數額、龐雜的網絡以及“真盒裝假藥”的新穎制假手法，給已經落幕的2011年打假事業標下了一個重重的驚嘆號。

　　當然，這還只是冰山一角。2011年，假藥商們無論在製造、流通還是銷售環節上，都出現了新的特點。我們在為一個個“特大”、“重大”案件破獲而拍案叫好的同時，也為新一年藥品監管事業而倍感憂心。

　　制假

　　手段翻新“隱術”更高

　　一起觸角遍及全國、涉案金額達20億元的假藥案件，在剛剛過去的2011年裏震驚了全國。然而，人們為之感到震驚的，遠不僅僅在涉案範圍和涉案金額兩個維度上，其新穎且極具隱蔽性的造假手段，更是成為2011年假藥案中令人觸目驚心的地方。

　　每一起大案的揭開，其最初必然源於某個細微的發現。此案也不例外。2011年7月20日，浙江省金華市義烏出租車管理站在例行檢查中發現，乘客李桂勇攜帶了大量處方藥藥盒、説明書和防偽標簽，清點後，竟達700多套。

　　“如此大批量的藥盒要運往何處、能作何用?”義烏市警方在調查中發現，李桂勇在浙江等地收購藥品包裝盒、空瓶子已有多年，並逐漸形成了一個以他為核心的家庭藥品包裝回收團夥。這個團夥還將每個醫院的保潔員發展為下線收購員，利用他們的工作之便收購各種處方藥且多為昂貴藥物的包裝盒。

　　警方順著這些包裝盒的流向追蹤，發現這些藥盒通過匯總和分類後主要流向了北京的劉某和上海的陳某。警方發現，劉某團夥在購買包裝後通過改批號、換包裝、灌裝低檔原料藥、鹽水勾兌等方法，生産假藥，假藥做成後即在網上進行銷售。

　　而據警方披露，在整條假藥制售利益鏈的最前端，一套昂貴藥物的包裝盒，包括空瓶子、説明書、防偽標識等，最高能賣到1500元一套。其中最底層的醫院清潔工，在這樣一套包裝盒中也至少能獲利300元。

　　正是在真藥盒的隱蔽下，這樣的假藥網絡像一張縱橫交錯的蜘蛛網一樣，盤踞在全國近30個省市區。在公安部統一部署的打擊下，被繳獲的假藥估價超過20億元。

　　2011年，《法制日報》記者曾參與過多起特大假藥案的調查報道。記者在調查中發現，假藥案一個極為突出的特點是，在各級部門的追打下，假藥的製造商們正在不斷創造出新的造假方式，以躲避打擊。真盒裝假藥是其一。在另一起《法制日報》記者參與報道的案件中，制假者為避免購買者懷疑，故意在原料中大量添加止痛類藥物粉末，以製造出虛假的“療效”，但副作用極大。

　　而另一個事實是，在假藥商們的每一個“創新點”背後，必然都隱藏著監管上的某個漏洞。陜西一家藥品生産企業負責人田皓向《法制日報》記者分析了真盒賣假藥中暴露出的漏洞:“在《醫療廢物管理條例》中，對‘醫療廢物’的定義是:‘醫療衛生機構在醫療、預防、保健以及其他相關活動中産生的具有直接或者間接感染性、毒性以及其他危害性的廢物。’該管理條例的主要精神是為防止醫療廢物引發疾病傳染或環境方面的污染，並未考慮到會有人蒐集廢包裝制假藥牟利。而這正是假藥販子們所鑽的漏洞。”

　　《法制日報》記者了解到，為了封堵這一漏洞，黑龍江省在這一案件破獲後立刻規定，要求各醫療機構將真藥盒當“醫療廢物”處理。在該省衛生廳醫政處趙海軍看來，想堵住這一漏洞並不難:“真藥盒流出的主要源頭就在醫療機構，若將真藥盒當‘醫療廢物’處理，就是從源頭上把這事給卡住。”

　　然而，如果沒有細緻的監管，沒有人會知道假藥商們要鑽的下一個漏洞在哪；或者即便知道漏洞在哪，我們的監管也鞭長莫及，比如網絡售假。

　　流通

　　網絡銷售物流配送

　　2010年11月16日，河北省鹿泉市大河鎮村民陶先生，通過網絡認識了山東省濟南市一名陳姓女子，花費3.4萬元向其購買了3箱通心絡膠囊、1箱拜唐蘋。但是，陶先生妻子服用藥品後，發現病情加重。夫妻倆隨即向公安局報案。

　　短短一段時間內，多省市警方均接到類似報案。公安部將線索交由濟南警方查辦，通過調查發現，受害人從網上購買的藥品均為假藥。

　　然而，由於網絡銷售的特殊性，要根據這些線索往下調查卻並非易事。

　　受害人陶先生告訴警方，他是通過一個名為“中國醫藥供求網”的網站聯絡到賣家的，雙方通過QQ和手機聯絡。但是警方根據這個線索偵查後發現，涉案人員號碼全部停機，而QQ號又是通過移動上網卡進行登錄的，無法確定真實的IP地址。

　　據辦案人員披露，他們在網上發現了許多類似的網頁和網站，但通過實地調查，卻沒有這些企業，所有的聯絡電話都是假的。

　　直到跟蹤了近半年時間後，案件才有了新的進展。而假藥販們的假藥流通模式更讓警方瞠目結舌:警方發現，犯罪嫌疑人經常出入濟南各大物流中心，但蹊蹺的是，他們總是空手進去，空手出來。經警方進一步摸排才發現，原來他們在物流中心把接來的貨直接打散，然後又直接發出。而錢款也由物流中心代收，現金交易。

　　警方最終在濟南佳怡、佳吉等9家物流公司提供的500多萬張原始單據中，查到了257張有關涉案的物流單據，鎖定了肖某團夥實施網絡售假的犯罪證據，查繳各類假藥涉及249個品種，近10萬多盒，大多為假冒貴重藥品。

　　2011年9月，江蘇省新沂市公安局也破獲了一起涉案金額上千萬元、銷售網絡遍及全國所有省區市的公安部督辦假藥案，網絡銷售同樣是案件中最大的特點，也是公安部門破案的最大難點。

　　新沂市公安局負責辦理此案的民警莊瑞雪向《法制日報》記者介紹了網絡在該案中的幾大作用:“首先，他們製作了一個像模像樣的網站，挂上一個專業的公司名稱，並將偽造的藥品手續等挂在網頁中，多名銷售人員均向我們表示，是看到網站這麼專業才相信的；其次，假藥販子們蒐羅上下線也是通過網絡，他們通過一個叫‘藥社會’的網站獲得全國各地代理商的資料和聯絡方式，然後向他們發送樣品、宣傳頁、資質證書和名片等，有意向的再進行電話溝通。”

　　而要實現網絡售藥，物流是不可缺少的。莊瑞雪告訴《法制日報》記者，在他參與辦理的這起假藥案件中，所有的藥物配送都是通過物流，各種快遞都有。最終警方在藥販子的窩點中搜出了2000余張物流單據。

　　“《藥品流通監督管理條例》對藥品生産、經營企業、醫療機構的藥品購銷、存儲進行了規範，而沒有對物流運輸企業運輸藥品作出規定，也沒有明確藥品監督機關對郵遞、物流運輸藥品監督檢查的權力。許多物流公司事實上充當了假藥銷售的幫兇。”莊瑞雪説。

　　銷售

　　正規醫院“挂靠過票”

　　網絡銷售的藥品因其價格過於便宜，個人患者出於安全考慮大多不容易信任，然而，對於部分藥店甚至正規醫院，網絡卻直接或間接地成了主要進貨渠道。

　　《法制日報》記者在2011年10月份曾獨家調查了黑龍江省一家正規腫瘤醫院向癌症患者銷售假藥一事。讓人驚詫的是，從正規醫院賣出來的藥物，其最初來源竟然是網絡。這其中究竟存在著哪些醫藥銷售制度漏洞，讓假藥販子們能輕易得手?

　　“藥是網上買的，沒有任何資質證明文件。”這是黑龍江假藥案中的假藥銷售員姚某親口對《法制日報》記者所説的話。但是，姚某輕輕鬆鬆就將這批沒有資質的假藥賣進了正規的腫瘤醫院。

　　據姚某透露，整個過程是這樣的:首先，他找熟人在山東一家藥品批發企業開了一張藥品銷售的發票，並拿到一套企業的資質證明文件；其次，由於他之前賣過這種藥品的真貨，手中已有藥品的相關文件，在發票、批發企業資質、藥品資質都具備的情況下，最後順利地將網上買來的藥賣進了醫藥銷售公司，而這家銷售公司又是某腫瘤醫院的藥品供應中標企業，將藥品賣進醫院也就順理成章了。

　　而事實上，這個過程還要更加簡單一些。黑龍江省這家醫藥公司負責人在接受記者採訪時透露:“貨是銷售員姚某從山東發來的，姚某同時專門負責那家腫瘤醫院的藥品供應，也就是説，姚某是自己做，但供貨手續從公司空走一回，藥品就直接賣入了醫院。”

　　走完這樣一道程序後，假藥就被洗白成真藥，堂而皇之地進入醫院，賣給患者。不幸的是，姚某的做法並非個案。在醫藥銷售行業內，這個程序被稱為“挂靠過票”，積弊已久。

　　江西中醫學院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王素珍專門對這一現象進行過系統的研究，她在接受《法制日報》記者電話採訪時如此解釋這一現象:“不具有藥品經營權限的醫藥生産企業或個人，委託具有合法藥品經營權限的藥品經營企業為其開具銷售發票，從而使不能合法銷售的藥品得以在市場上流通的行為，就是‘挂靠過票’。”

　　這一現象的違法性質被《藥品流通監督管理辦法》定義得十分明確:藥品經營企業不得向任何單位和個人提供經營櫃臺、攤位、發票、納稅及證、照等，為其經營藥品提供條件，出租、出借、轉讓《藥品經營企業許可證》；嚴禁無《藥品經營企業許可證》的單位或個人從事藥品經營活動。

　　但田皓告訴記者，在醫藥銷售行業，“挂靠過票”已成潛規則。

　　“關鍵是很難發現和查處。”王素珍告訴《法制日報》記者，“目前醫藥行業的相應法律法規還未能及時跟進，有些法律法規已不能適應當前的醫藥行業發展狀況，表現出法律法規的相對滯後。比如尚未制定藥品經營中‘過票’行為監管和處罰的相關法律法規，導致管理人員和執法機關無法可依、無章可循。”

　　針對我國藥品行業中體現出來的諸多問題，王素珍總結稱:“我國藥品生産企業結構還不合理，醫藥企業多、小、散、亂的問題得不到根本解決，醫藥生産集中在一些比較成熟、技術要求相對較低的仿製藥品或傳統醫療器械産品，同品種生産企業數量眾多，重復生産嚴重，以致産品同質化競爭加劇。”王素珍説，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有些無藥品經營權限的醫藥生産企業和個人為了獲得較高利潤，私下達成協定，採取一些不正當的行為銷售藥品；醫藥經營企業也可以通過“過票”來獲得手續費，不需任何成本；醫療機構中的有關人員獲得好處後，對“過票”行為置若罔聞，只要有合法的票據做賬即可。三者相互利益的結合促使藥品經營中的違規“挂靠過票”産生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