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日報記者　趙洪傑實習生 劉琰琰 發自成都、重慶

　　上世紀90年代，四川成都金堂縣高板鎮職介所的所長張庭福一直為打工者服務，為跑全國的勞務市場，他每年坐火車的里程多達近20萬公里。

　　10年後，這一切都成為過去。去年12月，金堂縣勞動保障局駐粵就業社保服務站站長李興清，陪同金堂縣委、縣政府領導，一起去看望在東莞的金堂籍務工人員。金堂縣領導向每一位農民工發了一封以縣委、縣政府名義發出的信，熱情地邀請在外務工人員回家鄉創業就業。

　　中國農民工30年遷徙史翻開了新的篇章。

　　2004年民工荒背後是回流

　　2002年，全國的就業形勢都很嚴峻，新增加勞動力的就業與失業人員的再就業相互交織。當年9月30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進一步做好下崗失業人員再就業工作的通知》下發。珠三角、長三角等發達地區找工作更加艱難。

　　但在不經意間，2002年和2003年，內地經濟早於人們的直覺出現了高速增長，並吸引了大量就業。

　　比如，在農民工輸出大省四川，2003年全省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數量達1389.8萬人，其中省內轉移的勞動力為727.4萬人，佔轉移人數的52.3%。這些選擇在本省務工的民工中，有相當一部分是曾經在沿海地區打過工的，現在，他們又回到四川。

　　2004年有一件大事。溫家寶總理在十屆人大二次會議上高聲宣佈，5年內取消農業稅，人大代表們掌聲雷動——— 一個在我國存在兩千多年的古老稅種宣告終結。

　　加之計劃生育政策效果顯現，並稀釋了中國的“人口紅利”，2004年成為很多專家眼中農民工流動的“拐點”。

　　幾年後，不惑之年的金堂人黃敏通過自己的奮鬥，當上了厚街一家酒店的後勤部經理，他在招人時也明顯感受到了這一變化。“我剛當經理時，酒店招聘100名服務員，每人10元錢的填表費，最後竟然收了幾萬塊，你想想應聘的人有多少，但2004年之後，前來應聘的人越來越少。”

　　與此對比的是，內地很多城市出現了大量返鄉創業的農民工。南方日報記者查閱發現，2003年，河南信陽市有1萬多名外出務工人員回鄉辦廠經商；江西萍鄉市外出打工回鄉創業者有22884戶，佔全市個體私營企業總數的70%左右；而在湖北省谷城、通城等地也相繼建成了“返鄉創業一條街”。

　　“輸出工程”變“回引工程”

　　2005年經歷過“民工荒”後，珠三角及東部沿海開始了新一輪的漲工資，吸引了大量農民工繼續凈流出，但好景不長，到2006年，第二次大規模內流再次出現。

　　10年農民工流向表明，每當哪個地區煥發活力，勞動力就會加速流向哪，像是一場拉鋸戰。20年前，農民工將東莞厚街和成都金堂縣——— 兩個遍地農地和丘陵、相距2000公里的農村——— 緊連起來，兩地如今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新世紀以後，素有“打工第一縣”的成都金堂也煥發出巨大的經濟活力。每個鄉鎮都有創業街，縣城裏建起了工業園，2007年隆盛鎮川富鞋廠開業，15歲初中還沒畢業就南下東莞厚街打工的肖春鳳，因需要照顧小孩而返鄉，由於有管理經驗，她被鞋廠請了回去，之後的兩年時間，鞋廠招收了100多名返鄉的農民工。

　　在幾年前，這是不可想象的。金堂縣山丘面積佔90%，人均耕地不足8分，農村人口74萬，是成都市的農業人口大縣。1985年11月，金堂縣竹篙區區委書記沈有春等南下廣東，為從未出過遠門的60名農家子弟找到了崗位。第二年，金堂外出打工者增加到800名，每次出去都要放鞭炮。

　　至2003年，17.4萬外出勞務人員比1985年增收7.52億元。金堂縣勞動保障局局長李玉明説，那個時候勞務輸出始終是黨委、政府最重要的議事日程，政府內部流傳一句話，叫“堅持一張藍圖繪到底，一屆接著一屆幹，班子換，領導變，勞務開發工作不斷線”。

　　但由於經濟活力煥發，2005年李玉明和各鄉鎮勞動部門同事的工作內容，陡然發生了很大變化——— 對外輸送變成了“回引工程”。

　　這10年裏，中西部地區最具經濟活力的還是距金堂縣幾百公里外的山城重慶。

　　人口接近3200萬的重慶，曾經以“農民城”著稱，總人口中至少有超過3/4的人口是農民，成為一個巨大的勞動力蓄水池。在重慶的人口中，目前大概有四成、約850萬農民都外出打工，超過全市總人口1/4，但2006年以後，本地勞動力市場開始捉襟見肘。

　　重慶開縣人易炳緒20年前在東莞一家電子廠從搬運工做起，技術員，再到組長，直到經理，1996年開始創業。前年，在廣東當老闆的他回到重慶市，最大的感慨是“不認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