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題書法：畢 勝

南水北調中線源頭——丹江口水庫。

　　長江的最大支流是漢水，漢水的主要支流是丹江，清清丹江與浩浩漢水交匯的地方，便有了一個好聽的名字——丹江口。這裡有一座當時亞洲最大的人工水庫——丹江口水庫（來水量漢水佔90%，丹江佔10%），水庫始建於1958年，竣工於1973年。126萬畝的遼闊水面躺在河南淅川與湖北丹江口之間，如同一面晶瑩剔透的寶鏡。這座水庫的意義絕不僅僅在於它的防洪、發電、灌溉等功能，而在於它是為幾十年後一項偉大的水利工程埋下的伏筆，這個工程就叫南水北調（中線工程）。是誰埋下了這條伏筆？為什麼要埋這麼久？要用多大的力量才能開掘這條伏筆？帶著這些疑問，我踏上了一次聖潔的尋根溯源的旅程。

　　渴，渴，渴！很多人卻看不到

　　2011年5月18日，來自人民網的一則報道稱，北京市水務局日前透露，北京市人均水資源量已從多年前的不足300立方米降至100立方米，大大低於國際公認的人均1000立方米的缺水警戒線，北京缺水形勢異常嚴峻。

　　北京怎麼會缺水呢？老北京的母親河永定河，當年叫無定河，是説它經常氾濫成災，康熙皇帝派大臣于成龍治水，為了馴服它，遂賜名永定河。可是如今，它的上遊修建了267座水庫，把一條完整的、流動的、有生命的河流攔截得肝腸寸斷，流淌不息的永定河真的永定了——它已經斷流30餘年了。它的上遊就是作家丁玲寫《太陽照在桑幹河上》的桑幹河，如今變成“太陽照在桑幹河床上”了。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興建的密雲、官廳、懷柔、海子四大水庫，總庫容88億立方米，曾經是煙波浩渺，一望無際，到2011年年初，北京地表水最大的水源地密雲水庫的蓄水量不到總庫容的1／4，官廳水庫的蓄水量只有總庫容的4％。二三十年前，京郊農民打一眼井，5到10米就見水了，現如今，打100米、200米深都未必看得到水。

　　北京從什麼時候開始缺水呢？1949年，北京人口約220萬人，人均水資源量達1800立方米。可是隨著人口激增，城市規模擴大，北京的用水需求遠遠超過了區域水資源承載能力，導致北京變成了世界上缺水最嚴重的特大城市。加之，自1999年以來，北京遭遇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持續時間最長、旱情最嚴重的乾旱期，年均降水量比以前平均減少120毫米。如果人們再追問一句，為什麼會出現持續乾旱的天氣呢？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房地産過度擴張，水泥叢林和瀝青馬路瘋狂逼近，使大片沼澤、水田、池塘、濕地近乎絕跡，城市失去了“地球之腎”，又如何能形成水蒸氣，形成降雨？

　　北京缺多少水呢？據北京市水務局統計，北京每年需水量35億立方米，可是目前的缺口是10億多立方米。為解燃眉之急，近年來，北京市大量超采地下水，致使北京平原地區已經出現巨大的漏斗區。有不少水問題專家指出，很多地下水歷經千百萬年形成，其補給是一個非常緩慢的過程，一般作為戰備水源，不到萬不得已不能動用。北京超采地下水，是在用水極度緊張的情況下，沒有辦法的辦法，用一個成語來形容，就叫“飲鴆止渴”。

　　可是，很多北京市民絲毫感受不到潛伏在他們腳下的水危機。在北京城裏的絕大多數家庭，打開水龍頭，“嘩嘩嘩”流淌的自來水，讓人産生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錯覺；在許多單位的會議室，隨處可見剛喝了幾口的礦泉水瓶被棄置一邊……在《中國環境發展報告（2011）》發佈會上，環保人士胡勘平指出，北京市每年人工造雪的用水量至少100萬立方米，相當於北京市8300個家庭一年的用水量總和。北京洗車業一年的耗水量是300萬立方米，還有數不盡的足浴城、洗浴中心、高爾夫球場……　

　　偉人毛澤東的靈感閃現，竟預言了50年後的現實

　　有這樣一位偉人，他雖然未曾料到首都會成為一個如此嚴重缺水的城市，但他基於北方乾旱的現實，以一個戰略家的眼光，提出了“南水北調”的偉大構想，他就是毛澤東。

　　那是1952年10月30日，在黃河水利委員會主任王化雲的陪同下，毛澤東登上河南鄭州黃河邊的邙山，俯瞰黃河。王化雲向毛澤東彙報了他治黃的規劃和設想，説準備從通天河引長江水入黃河，以補濟西北、華北水源不足。

　　“好！這個主意好！”毛澤東風趣地説，“你們的雄心不小啊！通天河那個地方豬八戒去過，他掉進去了。”

　　在場的人都笑了起來。

　　毛澤東略作沉吟，忽然説：“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借一點來是可以的。”

　　王化雲立刻接口：“那就得看長江委是否同意了。”

　　毛澤東聽後笑著説：“沒想到你王化雲還是個踢皮球的高手，一下把這個球踢給‘長江王’了。”毛澤東口中的“長江王”就是長江水利委員會主任林一山。

　　幾個月後，1953年2月19日至22日，毛澤東乘“長江”艦從武漢到南京視察長江，在軍艦上與林一山就長江治理、南水北調問題專門做了一次探討。

　　毛澤東打開地圖，用鉛筆從長江上遊的幾個位置一一指下來，都得到了否定的回答。最後他指到漢江和均縣，問：“這個地方行不行？”

　　林一山：“這裡可能性最大，可能是最好的引水線路。”

　　毛澤東做了個果斷的手勢：“你立即組織勘察，一有眉目就給我寫信。”

　　後來，毛澤東得知引漢北調的引水線路找到了，非常高興。

　　1958年3月，中央批准興建丹江口水利樞紐初期工程；同年8月29日中央下發《關於水利工作的指示》：“全國範圍的較長遠的水利規劃，首先是以南水（主要是長江水系）北調為主要目的的即將江、淮、河、漢、海河各流域聯絡為統一的水利系統的規劃……應即加速制訂”。這是“南水北調”第一次見諸中央文件。

　　從1952年毛澤東提出“南水北調”的偉大構想，到2002年12月南水北調工程正式開工，時間整整跨越了半個世紀。誰也未曾料到，50年間經濟社會的迅猛發展，竟使詩人毛澤東當年的一個浪漫主義構想，變成了今天現實的選擇——一個無可選擇的選擇。

　　京津冀一杯水，移民幾滴淚

　　先讓我們了解一下南水北調工程吧。南水北調是怎樣一個工程？它與青藏鐵路、西氣東輸、西電東送並稱為我國本世紀初“四大工程”；不妨與三峽工程做個簡單的對比：三峽工程總投資1500億元，南水北調的東中線一期工程總投資2546億元；三峽工程在18年內完成移民安置139萬人，南水北調工程要移民34.5萬人，其中要在2年內基本完成32萬人的搬遷安置任務。

　　南水北調工程分東線、中線、西線三條調水線路，這三條線路將與長江、淮河、黃河、海河相互連接，構成中部地區水資源“四橫三縱”的總體格局。撇開尚在論證中的西線工程不提，只看東、中線：東線工程從揚州江都抽引長江水，利用京杭大運河及其平行的河道逐級提水北送，一路向北輸水到天津，另一路向東經濟南輸水到煙臺、威海。中線工程從加壩擴容後的丹江口水庫陶岔渠首閘引水，經河南、河北，到達北京、天津。第一期工程年調水量95億立方米，其中河南省37.7億立方米，河北省34.7億立方米，北京市12.4億立方米，天津市10.2億立方米。輸水幹線全長1432公里，一期工程投資2013億元。如果説東線工程的主要壓力在於治污，那麼中線工程的主要難題在於移民。

　　中線工程的起點是丹江口水庫，終點是北京頤和園的團城湖，為了保證水流通暢，需要把丹江口大壩加高，由原來的162米增加到176.6米，正常蓄水位由157米抬高至170米（與團城湖形成98.8米水頭差），蓄水量達到290億立方米，水域面積擴至1050平方公里，由此造成大量農田、房屋被淹，34.5萬人成為新移民，其中河南16.4萬人，湖北18.1萬人。2008年10月31日，國務院南水北調建委會第三次全體會議研究確定了最新建設目標：中線一期工程2013年主體工程完工，2014年汛後通水。這就意味著移民搬遷安置工作必須集中在2010、2011年完成，其中2011年要完成近19萬人的搬遷安置，這在世界水利移民史上都是絕無僅有的。

　　正是在這樣一個施工和移民的高峰期，在實現如期通水的關鍵期，我們沿中線從鄭州一路南下，開始了溯源之旅。我們來到位於河南省新鄭市薛店鎮的觀溝移民新村，它是從淅川縣金河鎮整體搬遷過來的。村口懸挂著一副長長的對聯：“舍小家顧大家為萬家同分國憂澤後世；別舊居建新居遷福居共頌黨恩唱和諧。”那整齊的街道，漂亮的教學樓，洋氣的居民樓，寬敞的文化廣場，讓城裏人看了，也心生羨慕。

　　村裏還有一個近200平方米的超市，裏面的商品琳瑯滿目。超市的旁邊是一塊蔭涼地，不少老鄉聚在那兒休息。我們圍攏上去，七嘴八舌地問開了。

　　“你們是什麼時候搬過來的？”

　　“去年8月份。”

　　“你們覺得是現在的生活好還是原來的生活好？”

　　“原來的生活好。”回答出乎意料。

　　“為什麼？”

　　“原來我們住山區，山把風擋住了，這裡風大。”

　　這是個挺有意思的理由。

　　“老家的房子沒這好吧？”

　　“那是政府不讓蓋，讓蓋的話，我們也能蓋起兩三層樓。在老家，我們房前有地，山上有橘子，水裏能養魚，這樣不收那樣收；搬到平原，人均1畝多地，只有靠外出打工掙錢了。”

　　“可是山裏交通不方便，也沒有這麼好的學校吧？”

　　“那倒是。”

　　我直言不諱地問一個中年漢子：“你當初為什麼同意搬？”

　　他抬手指了指村口的對聯：“舍小家顧大家嘛，南水北調是國家需要，政府讓搬就搬嘛。”

　　在接下來的日子，隨著採訪的深入，我越來越能體會移民對家園的眷戀。根據當事人的回憶，我的腦海中還原出這樣一組真切感人的歷史鏡頭：

　　——明天就要搬遷了，老羅帶著他的孩子，到山上給父親上墳。父親是參加過抗美援朝的軍人，他知道父親在世，也一定會&&簽訂搬遷協議的。羅家的祖墳在172米的淹沒線以下，這就意味著南水北調通水後，他家的房屋、土地全淹，連祖墳也看不到了。那時候老羅回來，哪還有一點家的影子？想到這些，他的心裏很恓惶。他帶著兒孫輩給父親磕完頭、燒完紙，從籃子裏拿出一把小鏟子，在父親的墳上取了一些土用紙包好，裝了好幾袋，放進籃子裏。他聽老人講過，到了外地，拿故鄉的土沖水喝，可以治水土不服。他倒不擔心水土不服，在他眼裏，這幾包土就是他對於故鄉最後的念想了。

　　村子裏，包村的幹部正在幫村民們裝車，一位88歲的老大爺叮囑裝車的人：“小心點，小心點，這是我的壽材，可別碰壞了。”

　　幹部們知道，那邊是平原，不興土葬，這壽材根本用不上，可是他們不忍傷老人家的心，就説：“您老放心吧，磕了電視我們賠得起，磕壞這壽材我們可賠不起。”

　　有記者問老大爺：“您知道為什麼搞南水北調嗎？”

　　“我知道，北京人渴。”

　　“您幹嗎扛著棺材搬家啊？”

　　老人長嘆一聲：“唉，我都這把歲數了，今晚把鞋脫了，不知明天還能不能穿上。”

　　“那您心裏情願嗎？”

　　老人説：“不能因為咱不搬，渴著北京人吧？”

　　——一位92歲的老奶奶，靜靜地坐在帳篷邊，看別人拆自家的房子。當繩子拉倒山墻的一剎那，老人失聲痛哭：“這是我一磚一磚壘起來的房子啊，我這一輩子都挪過四回了，水攆得我們到處跑，老了老了，還要我搬到許昌。”兒子在一旁勸慰：“坐汽車，不遠。”“我擔心自己這把老骨頭在路上給顛散了。”兒子怕她聽不見，大聲嚷：“你擔心什麼，有救護車跟著呢。”過了一會兒，老奶奶好像想明白了，説：“咳，也不差這一回了。”

　　第二天淩晨3點，村裏的姑娘媳婦們早早起床，來到河裏洗澡。這麼秀美的青山，這麼清澈的河水，她們以後再也洗不成了。她們不戀那破舊的土坯房，不戀田裏的莊稼，她們是捨不得這山、這水。

　　5點，群眾從家裏出來，上了20多臺車。有一個童稚的聲音在喊：“灰灰，你怎麼又跑了？快點上來。”

　　——一條小狗站在車下，哀怨地盯著喊話的小男孩，一動不動。有人幫忙把狗裝進貨車上的大鐵籠內，不一會兒，它又跳出來，跑到客車後，衝著自己的小主人狂吠。小男孩回頭髮現了它，看到它的臉上竟有兩行明亮的淚痕。接連有兩三個人把它裝上車它都不走，最後，一位警察找來一根繩子，把它拴在貨車的鐵欄杆上，才把它帶走。

　　高音喇叭裏彭麗媛《父老鄉親》的歌聲響起，車隊啟動，車上車下哭成一片。

　　人們常説：親情難捨，故土難離，難在哪？難在“家”不是一個物質的概念，它不只是一幢房子，甚至不只是父母；它更是一種精神的皈依，一種靈魂的寄託。為什麼中國的春運令世界震驚？因為人們要回家過年。家是根，是永遠走不出的牽掛。中國人安土重遷，“寧要故鄉一撮土，不要外地萬兩金”，“金窩銀窩不如自己的狗窩”，不像吉普賽人，走到哪兒，哪兒就是家；不像美國這樣的移民國家，從來沒有籍貫一説。

　　可是為了國家利益，為了南水北調，為了一泓清水送京津冀，水源地的30多萬百姓拋家舍業，搬遷到十幾公里、幾十公里甚至幾百公里之外的異鄉，他們的物質生活可能比以前好很多，可是他們失去了精神的故鄉，他們割斷了綿延數千年並早已滲入其骨髓的親情、文化和風俗習慣的臍帶，這種痛苦有誰能夠理解？三年之後，當丹江口大壩的清水流到北京團城湖，在每一個家庭的水龍頭裏歡暢流淌的時候，有誰知道北京人所喝的每一杯水裏，是溶進了移民幾滴淚的？！

　　一切為了移民，為了一切移民

　　移民工作被稱為世界難題，難在它移的不是一個個數字，而是一個個活生生的人。在今天這樣一個以人為本的時代，單純靠行政命令或者群眾的思想覺悟來做移民工作，已經行不通了。那麼靠什麼？除了靠公平、透明的移民政策，靠實惠、合理的移民補償資金之外，還要靠移民幹部做大量苦口婆心、細緻入微的疏導工作。很多事情，説在嘴上容易，一旦進入現實的操作層面，往往困難叢生。提起一年多以前發生在西嶺村的那一幕，南陽市副市長、市移民安置指揮部常務副指揮長崔軍至今記憶猶新。

　　西嶺村是第二批移民中搬遷人口最多的建制村，涉及3100人。這裡土壤肥沃，用老百姓的話説，“踩一腳都能出油”；交通便利，縣級公路穿村而過。按照移民統籌規劃，西嶺村將遷往相鄰的鄧州市高集鄉。一些村民前去查看，回來説那裏簡直是“鱉都不下蛋的鬼地方”。消息一傳開，村裏炸開了鍋，一時群情激憤。

　　2010年4月20日，大雨。大石橋鄉政府的院子裏突然來了三四百名西嶺村的村民，他們打著橫幅“寧在西嶺死，不去鄧州活”，高呼口號，把鄉黨委書記羅建偉、鄉長向曉麗圍堵在雨地裏，討要説法。人潮不斷向前湧來，有幾個婦女趁機跪到地上抱住向曉麗的腿，後面立刻有人起鬨：“鄉長打人了！”這一喊不要緊，無數的拳腳向她襲來。這兩個鄉幹部始終打不還手，罵不還口，面帶微笑，耐心地給群眾講解國家的移民政策，並表示會盡最大努力向上級反映他們的問題。他倆在雨裏淋了好幾個小時，喉嚨都説啞了，群眾還是不依不饒，最後見天快黑了才漸漸散去。

　　第二天，更大規模的群眾圍堵鄉政府，並繼續堵塞縣級公路。

　　崔軍聞訊，立即帶淅川縣有關領導趕赴現場。當他出現在鄉政府二樓過道，向群眾高聲喊話的時候，群情激憤的現場稍稍安靜了些。出任副市長之前，他在淅川做縣長、縣委書記八年，和這裡的鄉親結下了深厚的感情，很多百姓都認得他。

　　人群中有人嚷：“鄧州的點改不改？”

　　崔軍回答：“移民安置是有統籌規劃的，鄧州的點改不了，”此話一齣，有人起鬨，引發現場一陣騷亂，他的聲音迅速被群眾的呼聲打斷。他伸開雙手，做了個按壓的動作，等群眾靜下來，繼續講：“如果大家覺得那邊的土地不夠多，房子建得不達標，這説明我的工作做得不好，你們可以罵我，我呢，會出面幫大家解決這些問題，保證安排到一個你們滿意的地方；如果大家因拒絕搬遷而繼續堵路，那就觸及法律了。我相信西嶺村的群眾不會為南水北調拖後腿！”接下來，他請移民代表到會議室對話，在充分聽取群眾意見的基礎上，同意對安置方案做出微調。

　　幾天后，他與鄧州市領導會商，將西嶺村的安置點由原來的一個鄉調整為三個鄉鎮四個安置點，從而保證了優質土地的面積，西嶺村全體村民愉快地簽訂了搬遷確認書。

　　我是從一件小事上認識崔軍的。他説最讓他難以忍受的就是送移民離開家園的場面，每送一次，他的心就被揪一次。每當拉著移民的客車從他面前“呼”一聲駛過的時候，他的心裏也跟著忽悠一下。看到移民們憂戚的面孔，他的淚刷一下就流出來了，他知道很多移民永遠不會再回來了，個別這邊有親戚的可能還會回來探親，可是，他們的家園永遠消失了。他説新形勢下，群眾的訴求越來越多元化，除了極個別人在煽風點火，尋釁滋事，絕大多數群眾是通情達理的，他們的訴求也是正當的，我們的幹部必須習慣於在挑剔的環境中工作。他對很多移民幹部講，移民搬遷任務完成後，他最想做的事情不是喝酒慶功，不是外出散心，而是找個沒人的地方，痛痛快快地哭一場！就衝這句話，我相信他對移民的感情是真摯的。

　　在淅川，我們見到了縣長馬良泉。按移民數量，河南淅川絕對是第一大縣，移民16.4萬人，接下來是湖北丹江口市，9.4萬人，鄖縣7萬人。原以為移民大縣的縣長天天面對這“天下第一難”的難題，一定是一腦門子官司，可是馬良泉不僅年輕，而且滿臉喜興。一見面，他就説：潘長江給我們的移民工作做大貢獻了！聽得我們一頭霧水。他忙解釋説，每次移民搬家之前的那個夜晚，為了安撫移民的傷感情緒，他們都會放一場潘長江的喜劇電影。群眾一樂呵，第二天上車就痛快得多。我一聽，就知道這是一位善於開展工作的幹部。接下來他的講述證實了我的猜測。他説自己是在2009年第一批移民試點時來淅川當縣長的，此前，他從來沒有接觸過移民工作。不懂就要問。他去拜訪一位80多歲的老副縣長，向他請教當年是怎樣開展移民工作的。這位老領導説：“當時，一聲令下，就走唄；不走，就批鬥你。”訪來問去，沒有現成的移民模式可以借鑒，怎麼辦？創造！他特別喜歡看電視劇《亮劍》，連著看了三遍，佩服劇中的李雲龍。他認為一個人不僅要有精神，還得有辦法。“光有精神，沒辦法，那是蠻幹。”他上任之後，在淅川縣，利用一切形式，做好移民的宣傳發動工作。比如，組織劇團進村唱戲，讓群眾在看戲的過程中了解移民政策；比如，在縣電視臺開設移民專欄，用身邊人教育身邊人，用身邊事感動身邊人，使很多矛盾在宣傳中得到化解；為了積極應對一些突發事件，他沒有等、靠、要，而是從縣直各單位抽調300名優秀幹部組成應急大隊；為移民算經濟賬，好傢具帶上，一般傢具處理掉，既節省了移民的搬家成本，又減輕了車隊的搬遷壓力。

　　在豫、鄂兩省採訪的日子裏，我們聽到描述移民幹部工作狀態最多的詞就是：“5+2”、“白加黑”、“夜總會”。“5+2”是説一週七天都在工作；“白加黑”除了指沒日沒夜地工作之外，他們還賦予它另外的意思：移民幹部的頭髮白了，臉卻曬黑了。“夜總會”是説夜裏總是開會。移民工作是相當具體而瑣碎的，舉個簡單的例子：為調出1畝耕地，就要滾動調15畝才能劃出來。單是南陽市，就涉及200萬畝以上，上百個村。每動一次地，等於脫一層皮。本來農村的土地資源就非常緊張，卻要安置地的農民讓出好地給移民，這得做多少苦口婆心的協調工作！還有對接難、建房難、搬遷難、發展難、融入難、穩定難等一系列難題。為了解決這些難題，南陽市移民局局長王玉獻幾年來連續加班加點，不僅曬黑了臉，而且耳朵腫了，嗓子啞了，經常帶病工作。淅川縣移民局局長冀建成有嚴重糖尿病，腳上一按一個坑，每天要注射兩次胰島素，因為做移民工作沒個準點，他的車裏備了很多點心，血糖一低，就趕緊吃兩口。據鄖縣縣長胡玖明介紹，他們印發的各種移民搬遷方案和資料摞起來足足有9米多高。據統計，迄今為止，已有11名優秀共産黨員病死、累死在移民工作崗位上，他們中有淅川縣直機關黨委副書記馬有志，在趕往駐村途中，突發腦溢血病逝，53歲；有均縣鎮黨委副書記劉峙清，在赴丹江口市移民局報送移民材料時因病去世，年僅42歲；有丹江口市均縣鎮懷家溝村黨支部書記程時華，52歲，身患賁門癌，仍&&做村民工作；有武當山特區馬家崗村村委會文書馬裏學，在填寫移民戶合同時，感覺身體不適，被急送醫院搶救無效而去世，他的生命同樣在52歲戛然而止……

　　為什麼移民幹部會有如此巨大的工作熱情和如此無私的犧牲精神？我拿這個問題向丹江口市市長曾文華發問。他説了兩個字：擔當。從各單位抽調的移民幹部，都是些有豐富基層工作經驗的老同志，大多已屆退休年齡，很難有提拔的機會了，他們之所以報名進村駐戶，去做這份出力不討好的工作，不是為了別的，而是出於一種勇於擔當的責任感。南水北調是千載難逢的歷史事件，這是別人搶都搶不來的工作，他們把握住了，他們可以自豪地向世人宣佈：我們正在創造歷史，我們正在創造奇跡！我們在為南水北調工程奠基！因為擔當，48歲的丹江口市化醫協會主任周曉英積極報名，成為一名包村幹部，並出任巾幗移民工作突擊隊隊長。翻開她的《黨員幹部移民工作日誌》，我看到了印刷體的入黨誓詞和黨的章程，也看到了她親筆書寫的一行行、一頁頁工作流程和心得體會，我記下了她編創的這樣一句勵志警言：“旗幟在庫區中飄揚，黨徽在移民中閃光！”因為擔當，移民幹部成了群眾的出氣筒，連他們的家屬都説：“你們的活不是人幹的，是要命的！”可是為了能讓移民 “搬得出，穩得住，能發展，可致富”，他們還要像一台台機器一樣，超負荷地運轉下去……

　　的確，他們正在創造歷史，他們正在創造奇跡！淅川縣一位移民幹部聽日本大分縣前知事介紹説，他們那裏修建一個用於灌溉的水利項目，為了搬遷260戶，前後用了11年。他向日本朋友介紹了淅川的移民成果，這名知事感到非常震驚，連豎大拇指：“淅川偉大，中國驕傲！”此言並非虛譽。新時期南水北調的移民，不僅可以住上再過20年都不會過時的房子，而且每人可以分得水田1.05畝或旱地1.4畝，國家按人均1200元的標準對移民過渡期生活給予補助，後期扶持每人每年600元，連續20年，如此等等，你該知道，南水北調的移民安置工作絕對稱得上人性化移民、和諧移民！

　　請記住這些建設者們

　　“南水北調看中線，中線工程看穿黃。”“穿黃”就是“穿越黃河”的意思。如期通水以後，丹江和漢江的水從陶岔渠首閘奔涌而出，一路北上，到達鄭州西北30公里的李村時，便與母親河黃河相遇了。這兩條偉大的江河在這裡將怎樣握手？這是一個令世人好奇的課題。水利專家們為我們設計了一個優雅的十字立交——漢江水從黃河底部穿越，江水不犯河水。穿黃隧洞共兩條，每條隧洞總長4250米，其中過黃河段3450米，邙山隧洞段長800米，這兩條隧洞在黃河底部最大埋深35米，最小埋深23米，單洞直徑7米。這個工程是南水北調中線最具技術難度的“咽喉工程”，也是國內最大的穿越大江大河的工程。

　　要在黃河河床下二三十米的地方挖掘出兩條這麼長、這麼粗的隧洞，談何容易！誰都知道黃河喜怒無常，萬一鑿洞時發生滲水、坍塌，後果不堪設想。好在咱們國家有經濟實力了，從德國花1億多元請來了一個大塊頭——盾構機，通俗點説，就是地下作業的挖掘機，重1600噸，100多米長， 9米高，看上去像一列小火車，專家們則把它形象地比喻成“剃鬚刀”：盾構機的前面有一個刀盤，刀盤上有140多把刀片，刀盤旋轉起來，將施工面的泥土刮出，通過專用的傳輸帶，直接送出隧洞。

　　可惜我們沒有看到盾構機作業時的壯觀場面，穿黃的兩條隧洞已經分別於去年的6月22日和9月27日貫通了，我們分享的是它的成果。先乘直梯下到48.5米深的豎井，一抬頭，就是隧洞的洞口了。和走在地鐵裏的感覺一樣，不過這個隧洞更開闊；因為缺少光亮，它顯得無比幽深。試著往裏走了一段路，想到自己頭頂二三十米處就是黃河，一種敬畏感油然而生。

　　這是一次多麼偉大的穿越！它創造了中國水利史上的多項新紀錄：第一次採用大直徑隧洞穿越黃河；第一次採用泥水平衡加壓盾構進行施工；國內水利工程最深的盾構始發；第一次採用隧洞雙層襯砌的結構型式；國內最深的豎井地連墻深度和厚度……

　　尤其讓人驚奇的是穿黃項目部的員工，絕大多數都是“70後”、“80後”的年輕人，穿黃隧洞下游線標項目部經理陳建軍就是其中的佼佼者。這位1972年出生，畢業于上海鐵道大學土木工程系的高材生，別看年紀不大，卻已在廣州地鐵、南京地鐵、上海軌道交通、西氣東輸等建設工地揮灑過青春和熱血。在穿黃工程中，他帶領項目部工程技術人員，在沒有施工技術資料可以借鑒的情況下，邊施工邊研發，先後攻克了地下連續墻、高壓旋噴土體加固等一系列技術難關，相鄰標段用了四個多月時間，而他們只用了45天，不僅提高了工效，而且大大節約了成本。

　　還有許多建設者隱于幕後，默默無聞。據長江勘測規劃設計院穿黃工程設計總工程師符志遠介紹説，雖然穿黃工程的工期只有5年，但事實上，從上世紀50年代起，他們就和黃河規劃設計院的專家，開始研究長江水穿越黃河的課題。為摸清中線地質條件，他們派出大批勘測隊員，深入險灘潮頭，累計鑽探進尺達30萬米，室內試驗約6萬組，現場試驗近萬次。單是穿黃工程，他們就設計了40多個方案，從技術上不斷否定自我，終於遴選出最優方案。

　　像南水北調這樣浩大的工程，到底需要多少工程師、機械師、管道工、電焊工、卡車司機、農民工……我們不得而知，甚至連項目部經理都未必叫得出他們的名字，但穿行在北中國的那條美麗的玉帶會記住他們，記住這些埋頭苦幹的人、這些拼命硬幹的人，他們以一個群體的形象照亮“正史”，站立成一排排“中國的脊梁”！

　　飲水思源，是中國人的傳統美德。

　　南水北調之行，讓我看到庫區移民的奉獻與犧牲，感受到移民幹部的艱辛與付出，領略到工程的恢弘與紛繁，了解了建設者們的平凡與偉大。我擔心清澈的漢江水流到北京之時，它的輕盈、它的歡唱會淹沒曾經的淚水與汗水，那時的歡慶鑼鼓會掩蓋不少悲情的訴説，所以寫下這些文字，只為了告訴人們，你每天喝到的水來之不易，它的背後原是有許多驚心動魄、可歌可泣的故事的，或沉重，或辛酸，或溫馨，或崇高。

　　我想起我的同行、河南日報“移民記者”趙川讓我捎的話：你能不能告訴北京人，以後刷牙的時候用半缸水，用洗腳水或中水衝馬桶？ 　　

　　不久前，讀到這樣一則報道：中國有600多個城市，其中400多個城市缺水，110個城市嚴重缺水。於是有了這樣的疑問：解決大城市的水資源危機，除了開源節流外，我們是否要反省一下我們的經濟發展思路？超大城市是不是我們追求的目標？在中國這樣一個農業大國，城市化和城鎮化哪條路更適合我們？房地産狂飆突進，趕農民上樓，是不是操作得太急了點？

　　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從今天開始，要用半缸水刷牙，要把喝剩的礦泉水帶走，要善待水敬畏水珍惜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