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9日至30日，由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中國國際經濟技術交流中心等共同主辦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未來10年的中國”國際改革論壇開幕。來自國家發改委、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等部門的領導、專家以及來自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德國國際合作機構的官員和專家400多人出席會議。

　　著名經濟學家、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出席論壇併發表演講。

　　第一個要點：去年看起來是中國現代化的進程是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年，這一年發生了幾個標誌性的事件。第一個標誌性的事件是中國的人均GDP超過了4千美元，中國已經進入了上中等收入國家的行列。第二個標誌性的事件，中國的GDP總量超過了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大國。第三個標誌性的事件是中國的出口超過了日本，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國。這樣的標誌性事件意味著中國的經濟在世紀之交迅速崛起。中國這樣一個13億大國發生了如此劇烈的變化，引起了全世界也引起了我們國內熱烈的議論。一部分論者認為，中國已經建立起了已成為世界楷模的經濟體制和發展模式，在這種模式下，中國很有希望在今後的20年、30年內成為世界超過美國的經濟體，這是一個對所謂的“中國模式”的肯定回答，而且依靠這樣的模式，中國成為一個非常強大的國家。我個人比較同意宋曉梧會長昨天在會上的講話。他説，他不認為存在什麼“中國模式”，我同意他的觀點。在我看來，我們當前存在的經濟體制和社會體制是一個帶有雙重性的體制，他的未來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這種雙重性的體制可以成熟起來成為完善的、能夠實現社會公正和共同富裕的市場經濟體制，我們努力而且努力得到的成功就是這樣，但是也不能排除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一些經濟學家和學者認為，中國能夠創造如此優異成績的原因就是所謂的“中國模式”，所謂的“中國模式”經濟社會政治體制，照這些論者來看，“中國模式”最大的特點或者是最大的優點就在於他具有一個強勢的政府和一個具有強大控制力國有經濟，這樣一種體制的最大優勢是能夠依靠強勢政府和強大的具有強大控制力國有經濟集中力量辦大事，辦一些很大的大事我們稱之為奇跡，比如説北京奧運、高鐵建設。

　　第二個要點，這種看法也引起了一些質疑，比如説，從歷史來看，中國改革開放以前的前30年，中國政府也是一個強勢政府。因為當時毛澤東主席還有一些老革命家還健在，所以也使政府表現得比現在還要強勢，國有經濟的控制力比現在還要強，但是當時是國有經濟的一統天下，可是，結果怎麼樣呢？真是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可是大事也有好事和對事，也有可能是錯事。從現在的情況看，也可以看到，強勢政府統一實行的體制，一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另一方面也付出了高額的成本，特別是在今天，這些付出的高額成本和一些消極的影響，正在顯現。例如，今年來，鉅額投資和海量貸款造成的經濟和社會後果正在表現出來，比如房地産價格泡沫，通貨膨脹壓力，徵地糾紛等，已經使各級政府難以承受，如果不能改變這樣的狀態，今後會愈演愈烈。從現實來看，用強勢政府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解釋中國經濟最近30年的迅速崛起，無法令人信服。

　　第三個要點，在我看來，最近30年中國經濟迅速發展的主要動因在於市場化的改革和與國際市場的對接。在我提交的這篇文章中提到四個方面具體的改革開放怎麼對我們的經濟增長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這四個方面是這樣：第一，市場開放和對民間企業活動的接近，使得中間民間長期被壓抑的企業家精神和創業精神迸發出來，到20世紀末，中國就出現了三千多萬戶民間的企業，包括個體的、私營的鄉鎮企業，這樣一些企業是中國經濟出人意料發展的基礎性的推動力量。第二，大量原來沒有充分發揮作用的人力物力資源，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得到更加有效的利用。比如説土地資源，這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基礎性資源，改革開放30年來，原來沒有充分發揮的農用土地轉化為城市用地的是7萬平方公里，相當於愛爾蘭全部國土面積。比如説，勞動力資源，原來在農業中處在一個低就業狀態，勞動力有2-2.5億轉為城市的非農産業職工，或者是業主。這樣一些資源由於結構性的改善，造成的效率提高，就使得我們在過去30年期間依靠結構調整所獲得的全要素生産力提高成為支持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第三，對外開放政策的執行，用進出口的需求彌補了國內消費需求不足的缺陷，支持了經濟的高速增長。第四，實行對外開放政策的另一個重要的作用，就是通過引進外國先進設備和吸收外國技術，迅速縮小了在幾百年期間積累起來的中國産業技術水平對於國外相近技術水平的巨大差距。使得經濟的高速增長得到技術進步的有利支撐。從這樣一些情況看，改革開放才是中國經濟能夠保持30年高速增長的真正的秘密所在。

　　第四個要點，對於中國模式論提出質疑的人們，雖然認為中國社會在過去30多年改革中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是，迄今為止，中國改革還有許多大關沒有過。所以，中國在20世紀末期初步建立起來的市場經濟體制還很不完善，這種不完善性主要表現為國家部門仍然在中國的資源配置中起著主導的作用，具體説起來有三個方面的表現：第一個方面的表現，雖然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總值中並不佔有優勢，但是仍然控制著國民經濟命脈，就是人們所説的制高點。國有企業在一些重要的部門，戰略性部門，石油、電信、鐵道、金融等行業裏面繼續處於壟斷地位。第二，各級政府掌握有支配土地資金。第三，現代市場經濟不可或缺的法治基礎沒有建立，各級官員有著很大的資源裁量權。他們通過直接審批投資項目，設置市場準入的行政許可，管制價格等手段，對企業的微觀經濟活動進行頻繁的直接干預。這樣一來，中國現行的經濟體制實際上是一種既包括新的市場經濟因素，又包括舊的統制經濟的因素，形成半統制經濟半市場經濟的格局，既可以前進到較為完善的能夠實現社會公公正正共同富裕的市場經濟，也可以退回到統制經濟的狀態。

　　第五個要點，一旦這樣一種體制建立起來以後，就出現了兩種可能發展的情況，這是我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後期提出的“在賽跑”，兩種傾向在賽跑。有的時候，進步的、前進的傾向在流失，比如説，在20世紀九十年代初期，商品價格放開，這個時候利用兩軌制價格差的行為就沒有制度的基礎了，所以八十年代後期，人們極為不滿的這種腐敗現象就存在，大眾是很不滿意的。還有在世紀之交，短短的兩三年中實現了放手，全國的小企業包括小的國有企業和鄉鎮企業，基本上都放開了。這就是出現了一個創業精神大發揚，使得我們成功地應對亞洲金融危機，反過來，當本世紀初國有大企業改革，觸及到一級企業就是集團公司的時候就放慢下來，這就會造成經濟效率的下降，更不要説後來還出現某些地區、某些行業出現了國進民退的現象，那對於我們的經濟發展變成了一個很大的打擊。

　　第六個要點，發生了這樣的問題，對於我們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經濟、政治體制的完善都造成了很大的威脅。主要表現在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如果強勢政府控制整個社會經濟體制，資源的配置權力主要掌握在政府的手裏，有一個問題就很難解決，這就是經濟發展方式，或者是經濟增長模式的問題很難得到解決。在這種增長模式或者是發展方式下，雖然短期我們能夠靠政府的強制動員和大量投入社會資源，加上從國外引進技術來維持高速的增長，但是這種增長是不可持續的。近年來，從兩個方面看這個不可持續是非常明顯的，一方面是由於劉易斯拐點的出現，勞動力無限供應的狀態已經不存在，再一個是依靠大量的低工資、低成本的勞動力來維持高增長是不可能的。另外，土地資源的短缺和其他資源的短缺和環境的破壞，使得我們也不能夠靠大量浪費資源的辦法維持經濟的高增長。另一方面，隨著技術水平的提高，我們作為技術上後進的國家，越是通過改革推動了我們技術水平，越是接近於國際一般的先進水平。再靠一個簡單的引進技術已經不行，必須要創造，不管用什麼樣的方法，總之要靠效率提高才能維持我們的經濟繼續較快的速度增長。而不管用什麼辦法提高效率，都要依靠體制的完善。從中國的事例來看這點是很清楚的，講中國經濟增長的改變，或者是把經濟發展放在效率提高的軌道上，到現在提出了多少年了，提出了整整30年，1981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批准了國務院提出了經濟改變十大方針，這十大方針圍繞一個問題，就是經濟增長，後來到“九五”計劃的時候，正式提出實現兩個根本轉變，其中一個是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九五”期間有所進步，但是“十五”期間有所退步，到“十一五”又一次提出來，一定把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作為主線，但是“十一五”執行的結果不能令人滿意，所以“十二五”又提出來，一定把經濟發展的轉變作為“十二五”的主線。吸取過去的經驗，“十二五”再提出這個主線的時候，同時指出改革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動力。如果我們不能推進改革，就很難解決我們的經濟增長方式。

　　第二個問題，各級政府日益強化資源配置權力和經濟活動的干預，使得腐敗活動和貧富差距拉大，這樣出現了尋租活動的基礎。1988年到1998年，我們對腐敗的現象進行深入的討論，討論的結果大家一致認為通過改革剷除尋租活動的基礎，防止中國上演上個世紀諾貝爾獎獲得者所説的社會潰敗的亞洲失去，如果行政權力不斷擴大的話，尋租的基礎在許多領域就會繼續保持甚至擴大。如果沒有步伐堅定的經濟和政治體制改革阻斷路徑，使得回歸市場化、法制化和民主化的正途，我們的社會經濟、政治體制就鎖定在這個路徑之中。一旦路徑被鎖定，有可能就會出現大的社會振蕩，很難從鎖定狀態中退出來。

　　所以，從上面所説的，可以得出的結論是：初步採取堅定而實質的步驟推進改革。改革是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的動力，改革要有頂層設計，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非常正確的決定。頂層設計大家都在熱烈地討論，這個頂層設計首先是一個最頂層的設計，這是我們到底要一個什麼經濟，要一個能夠實現社會公正和共同富裕的法治的市場經濟？還是走向國家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政府在這個經濟中扮演什麼角色？它要駕馭市場、管制市場、干預企業的微觀決策？還是做它應該做的事？他應該做的事是市場做不來的事，也就是説市場失靈的事由政府做，公共産品的提供由政府做。人民代表大會的政府報告已經提了很多次，政府應該管的事沒有管或者沒有管好，要改變這種狀態，政府不應該壓制市場、取代市場、去駕馭市場，而是應該做它應該做的事，提升市場，克服市場失靈，給市場一個好的規則的環境，就是法治的環境，提供一些市場不能提供的公共産品，昨天我聽了德國朋友講德國模式，也就是社會市場經濟，現在加了社會生態，因為他講的幾個原則裏，要保證平等，我們一般的説法是要求政府保證收入的平等。但是，從德國模式講政府的職責要保證機會的平等，這個提法我覺得比較妥當。孫立平教授講的社會分層的固化問題就可以得到根本的限制，如果由政府直接給予補貼保證結果的平等，就出現了你給誰補貼，這裡面又出現尋租的可能性。所以，需要認真根據我們30年來的經驗把政府的職能劃定，這是我們面臨的一個關鍵性問題。

　　來源：中國改革論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