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質疑一些公開數據的準確性的同時，人們追問：為什麼大部分部門不執行國務院指示，未按時公開“三公”數據？對於這些部門，是不是應該有相應的問責？那些老百姓關注度高、事關重大的難點問題，是否需要對相關改革作頂層設計才能解決呢？回答是肯定的。

　　日前，財政部部長謝旭人在代表國務院向全國人大常委會作的2010年中央決算報告中公佈，去年中央行政單位(含參照“公務員法”管理的事業單位)、事業單位和其他單位用財政撥款開支的出國(境)經費、車輛購置及運行費、公務接待費，合計94.7億元。另據報道，雖然國務院三令五申各部門今年7月前公開“三公”消費，但截至7月14日，需向全國人大報告預算、決算的98家中央部門中，僅科技部、國家文物局、中科院、教育部、審計署、中國工程院、文化部、民政部8家作了公開，最近幾天又有數家公佈，其他大多數單位並未做到。

　　在質疑一些公開數據的準確性的同時，人們追問：為什麼大部分部門不執行國務院指示，未按時公開“三公”數據？對於這些部門，是不是應該有相應的問責？筆者由此想到，那些老百姓關注度高、事關重大的難點問題，是否需要對相關改革作頂層設計才能解決呢？回答是肯定的。

　　這篇短文當然不可能對“三公”消費的改革作頂層設計，但試圖針對“三公”消費引發的一系列問題，提出一些設計建議，並討論可操作性。

　　管束“三公”消費的現有制度和程序是否健全？

　　需要指出的是，只要有政府存在，就會有“三公”消費，它涉及每一級政府機構和每一個政府部門，以及事業單位和其他單位，如國有企業。問題在於，管束“三公”消費的制度和程序是否健全。眼下最為重要的有關問題，是“三公”消費的項目和數量是否公開？一旦“三公”消費發生違規，抑或受到舉報，如何及時有效地處理？要解決這些問題，就必須在整個系統內部達成高度共識，尤其是各個政府機構、部門和單位的領導要達成共識。共識不僅僅是“必要性”、“重要性”之類，而主要應是對“三公”消費相關制度及其有效執行的認識，以及一旦出現各種情形的違規如何分別處理的共同約定——或問責，或追究，總之要以黨紀國法嚴加整肅。達成共識並協力遵循，是這一設計的邏輯起點。

　　事前的制度規範比事後處理無疑更為關鍵

　　以往我們對“三公”消費相關制度的理解有偏差，把重點放在了事後處理上。這是一個很大的缺陷。就像經歷了全球金融危機，我們講監管制度時開始更多強調事前監管一樣，對於“三公”消費，主要靠事前的制度規範，盡最大可能使不允許發生的“三公”消費不發生，這既可以減少納稅人的損失，優化公共資源配置，又可以避免領導幹部違規違紀。

　　那麼，事前制度主要是什麼制度呢？是我們既熟知又陌生的公共財政制度。提出建立公共財政制度已經多年，不少人對公共財政制度這個詞組已經耳熟，但何謂公共財政制度，它的要義、原則是什麼？絕大部分公務員和領導幹部又是陌生的。因此，要組織學習，使這項制度在公務員和領導幹部中深入人心，並儘快建立真正意義上的公共財政制度，約束公款支出的範圍和額度，同時將支出情況透明化。當然，解決“三公”消費還需其他的制度配套，例如現金管理制度，各項支出標準和審批制度，以及違規懲戒制度等。在中國目前的條件下，還需設立公務人員接受禮金、禮品和吃請的制度。在主幹制度和配套制度一併作用下，“三公”消費將有章可循。

　　對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容忍”傷害了什麼？

　　不過，制度能否起作用，取決於它們是否得到執行。現實的狀況是，儘管章法還不夠健全，如公共財政制度，但更為嚴峻的問題是有章（法）不循。透過“三公”消費，不難看到一個長期困擾我們的事實，就是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當然，細加分析，其中也有“令”和“禁”本身不盡合理、不可操作的問題。但“三公”消費的有令不行、有禁不止，部分政府部門甚至給予很高的“容忍度”，完全不應該。由此造成的結果是什麼呢？

　　其一，政府的公信力受到很大損害。我們看到，目前影響政府公信力的主要因素有二，一是政策多變，二是不能令行禁止。如果説前者還有經驗或信息不足的原因，甚至有時還可能是知錯就改，但後者就明確涉及政府部門及其政策的權威性、嚴肅性，以及能否取信於民。譬如，講公車改革多年，卻因為官員們的利益而遲遲不敢觸動；又如有實質意義的收入財産申報制度始終未能實行，總是以“很複雜”、“後果很難預料”等為託詞，一拖再拖。事實上，公車改革和建立收入財産申報制度都勢在必行，越拖問題就越難解決，造成的後果則會越嚴重。

　　其二，政府的執行力受到很大懷疑。政府作為行政機關，對各種事務的執行效率是檢驗其績效的重要方面。這裡，至少有兩種可能性，影響了一些政府部門的執行力，第一，政府部門自身乃至官員個人的利益糾纏其中，嚴重干擾對“三公”消費管理的嚴格執行。第二，政府部門自身的組織和制度建設存在缺陷，公務員隊伍素質有待提高。在現實中，第一種可能性大於第二種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