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提高弱勢群體收入是當務之急

　　合理調整收入分配關係。今年重點採取三方面措施：一是著力提高城鄉低收入群眾的基本收入。穩步提高職工最低工資、企業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和城鄉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標準。建立健全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嚴格執行最低工資制度。二是加大收入分配調節力度。提高個人所得稅工薪所得費用扣除標準，合理調整稅率結構，切實減輕中低收入者稅收負擔。有效調節過高收入，加強對收入過高行業工資總額和工資水平的雙重調控，嚴格規範國有企業、金融機構高管人員薪酬管理。三是大力整頓和規範收入分配秩序。堅決取締非法收入。

　　——摘自政府工作報告

　　為低收入者“雪中送炭”

　　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把公共資源向弱勢群體傾斜

　　“22年前我就在改制前的襄樊棉紡織印染廠工作。如今每月的工資就1500元左右，很多工人的工資還要低，大概只有1000元。”談起收入分配，來自湖北襄陽新襄棉紡織公司布機車間的工人卜倣英代表自有一分親身感受。

　　“有很多農村來的年輕人，幹了兩三個月之後就走了，去超市打工又輕鬆，還比在廠裏賺得多。”卜倣英説，因為待遇差，廠裏很難留住新來的年輕人，多數還是改制前的老員工，“因為環境熟悉，工友感情也好，就不想換地方了。”

　　民生無小事，收入問題更是攸關百姓切身利益的大事。全國政協委員胡德平分析，當前收入分配關係的主要問題是，總體收入差距過大，貧富差距懸殊；企業和政府收入增速快於國民收入增速，居民收入增速慢于國民收入增速；勞動報酬在國民收入中所佔比重過低；不同就業類型和不同行業勞動者之間收入差距過大等。

　　重慶市發改委主任楊慶育代表對低收入人群的形成原因有過仔細研究：首先就農民來看，最薄弱的是財産性收入。據統計，重慶農民2009年人均財産性收入只有68元，佔全部收入的1.5%。再者就是城鄉困難群體，導致他們貧困的原因很多，比如大病、大傷、失業等。還有一類是企業的退休人員，其退休金明顯低於機關退休人員。此外，企業職工、農民工等工薪勞動者的工資也長期偏低。

　　“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政府責任重大，這方面主要靠把公共資源向弱勢群體傾斜。”他認為。

　　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六年內七次提高企業退休人員養老金，不斷完善城鄉社保體系……惠及低收入者的種種舉措接連出臺。代表委員們認為，“十二五”期間應當進一步加大這方面的力度，讓低收入者享受更多發展成果的陽光。

　　向“橄欖型”社會轉型

　　擴大中等收入階層，減輕中等收入群體負擔，還有很大空間

　　“明顯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持續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加大對高收入者的稅收調節力度”……提低、擴中、調高，“十二五”規劃綱要（草案）勾勒的收入分配關係調整政策取向，讓收入分配格局從“金字塔型”到“橄欖型”的轉型呼之欲出。

　　“一方面是企業招工難，一方面是大學生就業難。部分大學生畢業後的工資甚至比不上一般工人，成為貧困的‘白領’”。談起這一現象，聯想集團CEO楊元慶委員認為，這是市場供求關係決定的結果，反映出目前經濟結構當中的一些不平衡，傳統製造業過大，而新興産業、服務業有待大力發展。

　　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楊慶育説，縮小貧富差距，擴大中等收入者隊伍，首先要努力實現充分就業。重慶未來5年要發展15萬戶微型企業，按照每個微型企業需要10人的保守估計，總共能解決150萬人的就業，此外，還將通過提供貸款等方式支持農民工返鄉創業和大學生創業。

　　代表委員們提出，當前中等收入群體面臨稅負較重、醫療教育等支出過大等突出問題。如何擴大中等收入階層，如何減輕中等收入群體負擔，空間很大。

　　卜倣英認為，房價高是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攔路虎”，雖然自己不是屬於特別困難的群體，但僅憑工資仍很難買到房子，“我們那兒房價已經6000元一平方米了，幹4個月才能攢出一平方米。國家還是應該多建保障房，向中低收入家庭降低門檻。”

　　對於“調高”，楊慶育説，對高收入階層而言，主要是調控不合理、不公平的收入。特別是對國企高管、壟斷行業的過高收入，要加強監管和調控，控制其不合理增長。“十二五”規劃綱要（草案）提出逐步建立健全財産稅制度，這將對調節高收入階層收入非常有效。

　　制度完善保障更公平

　　經濟發展應該注重社會福利，提高百姓生活滿意度

　　調整收入分配，制度完善是關鍵一環。

　　作為企業的經營者，德力西集團董事局主席胡成中委員對勞資關係中，勞動者的相對“弱勢”並不回避。他説，應當建立工資集體協商機制，由此決定職工的工資分配形式、工資水平、工資增長幅度，努力改變工資增長由企業單方決定、職工收入在企業利潤分配中長期處於從屬地位的現狀，避免“只漲利潤不漲工資”以及“只漲老闆不漲工人”。

　　此外，胡成中認為，國家經濟的發展，除了總量的擴張，還應該注重社會福利總量、公眾可以享受的福利，提高百姓的生活滿意度。而這需要多方合作努力，特別是要改變僅以GDP作為經濟發展考核的方法，要以民生指數作為評價經濟社會發展的核心指標。這是百姓收入增長、民生改善的重要制度保障。

　　有代表委員提出，調整收入分配關係難度很大，有不同手段，從財稅關係和再分配階段解決則相對容易。個人所得稅的主要負擔落在了中低收入者身上，該減的稅要減。正在醞釀中的提高個稅起徵點，就是一個很好的開始。而針對高收入階層的稅收，如遺産稅、贈與稅等，應當考慮適時開徵。

　　“分好蛋糕與做大蛋糕是有機統一關係。”楊慶育認為，只有分好蛋糕，才能提高人民群眾對政府的信任，迸發出建設的熱情，進而做大蛋糕。如果蛋糕分不好，勞動者就會感到不公平，就會影響積極性，蛋糕也就做不大，“民生不僅是經濟發展的目的，也是經濟發展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