辯論環節，與會陳述人爭取發言。

與會陳述人積極發言，許多人超出時間，需要工作人員提醒。 記者黃澄鋒 攝

　　《廣州市募捐條例》立法聽證會激辯募捐應否設定行政許可

　　昨天上午，16名聽證陳述人、10名聽證旁聽人、部分廣州市人大常委會委員、市人大內務司法委員會組成人員、市人大代表圍坐在廣州市人大常委會8樓辦公室，這裡正在舉行《廣州市募捐條例》立法聽證會。圍繞“《廣州市募捐條例》是否對紅十字會和公募基金會以外的社會團體、民辦非企業單位和非營利的事業單位開展募捐活動設定行政許可”事項，陳述人們進行了各種陳述，之後就議題進行辯論。

　　文/記者陳翔

　　昨日，廣州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謝寶懷、秘書長周素勤以及部分市人大常委會委員、市人大內務司法委員會組成人員和市人大代表作為聽證人出席了聽證會。

　　據悉，廣州市人大內務司法委員會正在起草《廣州市募捐條例》，該委擬在條例中設定募捐行政許可事項。在立法調研中，廣州市人大內務司法委員會發現募捐行為規範不足是全市募捐工作中存在的突出問題。而且，從現有法律、法規看，只有紅十字會和公募基金會可面向社會公眾募捐，法定募捐組織還比較少。廣州市要對募捐立法，就要考慮在加強募捐管理和規範募捐行為的同時，是否要適當擴大募捐主體，以促進公益事業發展的問題。廣州市人大常委會于上月在《廣州日報》等媒體上發佈公告，徵集了16名聽證陳述人和10名聽證旁聽人。

　　圍繞對紅十字會和公募基金會以外的社會團體、民辦非企業單位和非營利的事業單位開展募捐活動，是限制募捐主體還是擴大募捐主體？是加強監督還是令規則混亂？會不會限制市民獻愛心等焦點問題，聽證陳述人進行詳細陳述、激烈辯論。

　　多數陳述人贊成設行政許可

　　結果顯示，16名聽證陳述人中，6人反對對紅十字會和公募基金會以外的社會團體、民辦非企業單位和非營利的事業單位開展募捐活動設定行政許可，9人贊成，1人態度較中立。

　　廣州市人大內務司法委員會有關負責人説，本次聽證會後，該委將根據聽證意見對條例草案稿進行修改完善並製作聽證報告書。聽證報告書將提交市人大內務司法委員會全體會議和市人大常委會會議，作為審議上述條例的重要參考資料。

　　焦點1：

　　是限制募捐主體

　　還是擴大募捐主體

　　贊成方：廣州市中院行政庭庭長肖志雄説，社會募捐活動主體的不確定性，決定了狀況的不公開性和不透明性，無法進行事後監督，因此導致了非常多的詐捐、騙捐事件；對社會團體、民辦非企業單位和非營利的事業單位設立行政許可，對民間公益的法律地位，對改變目前的慈善事業效率低下和公信度不高的現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肖志雄認為，設定行政許可並不是限制募捐主體，而是擴大募捐主體。“如果一開始不管理好，所有人會不相信我們的事業，應該在事前事中事後加強管理。”

　　反對方：廣州市委黨校副教授申東輝明確態度：不贊成設定行政許可，但要加強對募捐活動的監督和管理。“現在香港相關慈善組織數量是廣州的180倍，我們不要一邊嘆息，一邊又通過準入門檻把一些人拒在門外。”

　　焦點2：

　　是加強監督

　　還是令規則混亂

　　贊成方：廣州市北達博雅社會工作資源中心總幹事關冬生表示贊成。“為什麼做好事還需要批准呢？這是有原因的。”他説，社會募捐的法律行為存在三方當事人，合同的受益人是社會中需要幫助的人，所以募集人沒有所有權，要受到監督，募集人主體應該具備一定資格。“行政許可不是堵，也不是歧視，關於許可的門檻條件其實是很低的。”

　　反對方：廣州市律師協會行政法委員會副主任陳作科説，從慈善事業較發達的國家來看，個人捐贈佔慈善捐贈的80%以上。現有法律法規對捐贈中的違法犯罪有規定法律責任，無需通過行政許可規避風險。

　　廣州市大同社會工作服務中心理事長劉靜林説，“我們主張以法來進行約制，就是不要加入行政許可，讓規則産生混亂。”

　　焦點3：

　　行政許可限制

　　範圍如何界定

　　贊成方：廣州市慈善會法律顧問陶娟説，民間的募捐活動由於沒有相關許可，就沒有合法性，通過設定行政許可就可以改變這種情況。許可後可以促進慈善組織的自律，可以提高民眾對募捐活動的信任。“不支持的同志中，有的搞混了募捐和捐贈的概念。條例沒有限制任何單位和個人向慈善機構獻愛心，捐款。只是原來法律沒有規範募捐人的法律責任。”

　　反對方：廣東海際明律師事務所律師何富傑説，公民和組織只有經過行政機關才能進行募捐，這樣限制了很多東西。他説，設定行政許可不符合鼓勵捐贈的立法目的，是限制。“盡可能限制行政許可的設定，這是行政許可法的精神。能不設定就不設定。”他説，有的募捐活動具有時效性，比如救災救急治病，可能會因為行政許可耽擱，錯過募捐的最佳時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