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接連出現的食品安全事件考驗著公眾對食品安全的信心。作為中國食品毒理學學科的創始人之一，中國工程院院士陳君石一直在呼籲公眾科學、理性地看待食品安全問題，他日前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食品安全是（企業）生産出來的，不是政府監管出來的。如果企業不講誠信，政府投入再大人力物力，也監管不過來，而目前的社會輿論往往認為任何事情都該由政府負全部的責任。（《新京報》6月18日）

　　在大道理上我很贊成陳院士的觀點，“政府監管”不能是一個筐，什麼問題都往裏面裝。我們反感政府權力的隨意擴張，批評全能政府，認為政府的理性是有限的，那麼，權力與責任、權利與義務相互對等，既然“政府權力不能隨意擴張”，那麼，政府的責任也應該是有限的，不能指望一個權力有限的政府承擔無限的責任。

　　過分迷信政府的權力和監管的作用，一味依賴監管去終結食品安全問題，是不切實際的期待。我們總有一種幻覺，認為做每件事時，旁邊都有一個監管者，只要這個監管者在位，就能避免錯誤的發生——其實，監管是無法這樣如影隨形的，很多領域和環節都是監管無法“到位”的，再嚴密的監管也有很多覆蓋不到的地方，這些地方只能由道德去調節。

　　食品安全一齣醜聞，就將所有問題都推給政府，這樣的“歸咎思維”與當下的社會情緒相呼應，卻不符合事實和常理。食品安全問題發展到如此嚴重的程度，不僅與監管者的失職有關，也是社會整體的公共道德和職業道德突破底線的表現。當做饅頭的從不吃自己做的饅頭、賣有機蔬菜的從不吃有機菜、運動員只能靠自己養豬才能免於瘦肉精之害時，可以看出道德的缺失已經發生於社會的每個毛細血管。政府再嚴厲的外在監管，也無法根治這個社會滲入骨髓的“道德內傷”。當人性貪婪到敢於踐踏一切規則、逾越一切風險、無視一切法律時，監管是失效的。

　　並非為政府監管推卸責任——它確實存在著嚴重的問題，一些監管形同虛設，在當年的瘦肉精事件中暴露無遺：人尿竟能代替豬尿接受檢測，花幾塊錢就可以蓋章通過。但是，有些問題是政府部門盡其所能也無力阻擊的，比如，面對氾濫的地溝油，目前的檢測技術根本趕不上地溝油生産者瘋狂逐利驅動下的技術變種。正如陳院士所言：如果企業不講誠信，政府投入再大人力物力也監管不過來。

　　動輒將問題推給“政府監管”，也是思維上的偷懶，是將複雜問題簡單化了。因為很多食品安全問題，並非“政府監管缺失”這麼簡單，其後糾纏著很多現實利益。媒體曝光過多起醜聞，其問題不在於監管者不到位，而是背後有著雄厚的權力保護傘，政府官員已經成為利益鏈的一部分，官商勾結下政企合穿一條褲子，這已不是淺層的“監管失職”問題，而是嚴重的腐敗。比如前段時間媒體曝光的毒膠囊，背後就有著若隱若現的權力保護傘。

　　將這些複雜問題都歸咎於“政府監管不到位”，很容易將靶子打歪：從中央到地方自上而下、條條塊塊這麼多監管部門，到底哪個“監管部門”該負責？不分青紅皂白地將具體問題推給抽象的“監管部門”，很多時候等於“誰也不用承擔責任”。如此，複雜問題被簡單化，具體問題被抽象化，真正的責任人在“監管缺位”的抽象歸咎下輕易逃脫責任。

　　不過，面對在食品安全問題上輿論“任何事都該由政府負全部責任”的歸咎取向，政府部門也不必委屈和抱怨，這其實是輿論和公眾的無奈。確實，問題食品都是企業生産出來的，可指向企業的空洞道德批判有用嗎？企業和生産者會聽嗎？顯然，這種道德批判是無力的。公眾無法寄望于所有企業和商人都有道德，只能寄望于負責任的政府監管能保障我們吃到安全的食品。這也是公眾願意以納稅供養政府部門的初衷。作為個體，我們無法去監督每一個生産企業，只能納稅以供養政府部門，去購買“保障食品安全”這個公共産品。食品安全焦慮中的納稅人，有權利去抱怨和批評政府部門。

　　所以，在食品安全問題上，政府責無旁貸，沒有權利責怪輿論“什麼事都往政府監管上推”。完善的監管下，食品安全也會出問題，但絕不會像當下這麼嚴重；從另一個角度看，社會道德的沉淪，很多時候是從官員道德的沉淪開始的。所以，我們在讚美“最美教師”、“最美司機”、“最美媽媽”的同時，更期待嚴格執法、嚴守官德的“最美的監管者”。

　　在一個健康的市場和健全的體制下，公眾一方面可以在市場中用貨幣投票，從而去懲罰缺德的企業和商人；一方面可以在政治中用手投票，去懲罰那些失職的政府監管部門和官員。做不到這一點，就不能抱怨輿論“將食品安全問題全歸咎於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