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我國城市化的推進，化工污染成為重大污染源。苯、酚、磷類有機污染及鎘、砷、鉛、鉻、汞等重金屬污染嚴重，在對空氣、水體造成污染的同時，也成為土壤中長期存在的“毒瘤”。業內人士指出，重金屬無論是污染水體，還是污染大氣，最終都會回歸土壤，造成土壤污染。

　　一個嚴峻的事實是，在經過幾十年的沉澱後，我國土壤重金屬污染正進入集中多發期。

　　土壤“毒瘤”重金屬污染進入集中多發期

　　“放一條魚進去一分鐘就死”

　　“治理前，受到有毒物污染30年的土壤及水坑都顯露了紅色、黃色、綠色，給人一種觸目驚心的視覺衝擊，其地表水毒物超過國家環境標準1萬倍，放一條魚進去一分鐘就死。”負責無錫胡埭電鍍廠原址地塊治理的無錫太湖治理公司總經理黃曉峰博士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如今，這家嚴重污染的企業已經關閉。

　　在“寸土寸金”的蘇州古城區南面的黃金地帶，面積達600余畝的蘇州化工廠原址地塊因土壤遭農藥污染，土壤中存在著有機磷、苯等污染及砷、鎘、鉛等重金屬等危險物無法開發，已閒置5年。

　　類似蘇州化工廠原址這樣的“毒地”並非個案，僅江蘇近幾年關閉的各類化工廠就有3000多家，全國更是數以萬計。這些化工廠存在著不同程度的污染，成為一個個亟待治理的“毒瘤”。

　　2011年，南京鐵腕關停搬遷了163家“三高兩低”企業。這些污染企業原址土壤污染相當嚴重，據《經濟參考報》記者了解，南京浦口區浦津化工公司原址，江蘇省環科院的技術人員花了一年半時間，才把這塊污地變回凈土。當地想在這塊地蓋商品房，但由於國內沒有住宅用地土壤標準，技術人員參照荷蘭標準，按工廠産品成分做了三種污染因子的檢測，結果樣樣超標，其中硝基苯超標123倍，專家認為不適宜進行房地産開發。

　　無錫胡埭電鍍廠由於污染嚴重於2009年被關閉。建廠初期，電鍍廢水沒有得到有效處理，使這家化工電鍍廠的土壤裏充滿著鉻、銅、鎳、鋅等多種有毒金屬污染。

　　企業污染政府買單

　　蘇州化工廠閒置5年的“兩難”選擇成為目前國內化工企業關閉後的尷尬現實。而在無錫、南京、常州等多個地方，一種“企業污染、政府買單”，由政府出資對化工企業關閉後污染土壤進行治理的嘗試正在進行。

　　經檢測，上述無錫胡埭電鍍廠受到污染的土壤共4000立方米，約8000噸，通過對重度污染土壤進行淋洗、中輕度土壤進行固化修復，並對修復後的土壤進行安全填埋，總投資890萬元，每噸土壤修復費用1000多元，由無錫市政府買單，國家給予補貼。

　　同樣，為了減少生産性污染，佔地450畝的常州農藥廠也被關閉，正在進行修復的受到污染的5萬平方米土地，當地已投資近2億元。

　　常州市環保局自然生態處副處長尹勇説，這個地塊6米以上為粘土，把粘土封閉拉到水泥廠進行焚燒，達到1300度的高溫後，土壤中的有機毒物3秒鐘就分解為二氧化碳和水，放入添加劑就將重金屬固化在水泥中，不流動不融出就不會造成污染。

　　如今，這塊地以相對較低的價格出讓給華潤集團開發房産。《經濟參考報》記者在現場看到，在修復好的地塊上已開始蓋樓。在旁邊的樓房銷售處，售樓小姐告訴記者，這裡的房價只有周圍房價的2/3多。但記者注意到，樓房銷售非常冷清。

　　南通姚港化工區土壤評估，花了1年時間。南通市環保局副局長孫立新表示，按規劃姚港化工區將轉為住宅用地，修復效果如達不到要求絕不準蓋房子。

　　記者調查發現，當前土壤修復政府被迫花錢，實在是無奈之舉。對於化工污染企業來説就是“污染賺錢走路，政府冤枉買單”，這種現象體現了政府的責任，也表明了一種無奈。

　　也有專家認為，要強化土壤修復政府主導責任。無論出於“誰受益誰治污”，還是出於“誰污染誰治污”，不少污染土壤的國有、集體企業已經破産，政府作為産權所有者應承擔修復責任。同時，應將土壤污染納入環境常態監管。

　　治理土壤“毒瘤”存在三大難題

　　環保專家認為，對於污染風險評估，美國要求如果百萬人中有一人可能致癌，土地必須修復;荷蘭則要求，若10萬人中有一人可能致癌就得修復。我國目前正在進行的土壤修復試驗是參照歐洲和美國的技術標準，但與我國實際存在著巨大差距。

　　《經濟參考報》記者在調研中發現，當前，化工污染已成為嚴重的環境問題，存在著多種治理難題亟待化解。

　　第一，土壤污染重，修復成本大。蘇州環境科學研究所所長楊積德算了一本賬，蘇州化工廠600多畝，按60%的受污染面積進行治理，每畝666平方米，如挖5米深，即3330立方米，每立方米1 .9噸，如每噸土修復需1000元左右，治理要20億元。如按3米深進行治理，也要10多億元。修復方法包括火燒、淋洗等，如進行生物修復時間需達數十年。

　　第二，缺乏相關法律與國家技術標準。楊積德説，目前，我國尚未出臺《土壤修復法》，缺乏土壤修復技術標準。一塊地如何才算修復好了，這不僅是一個技術問題，還是法律問題，否則可能帶來二次污染。

　　第三，管理體制不順，修復時間長。當前，各地土壤修復的主管部門不盡相同。蘇州設在土地部門、無錫設在建設部門，牽扯發改委、規劃、土地、建設、環保、財政等多個部門，協調困難。

　　對於治理中存在的諸多難題，楊積德等專家提出土壤修復的幾點建議：

　　首先，國家要儘快出臺《土壤修復法》等相關法律與土壤修復的國家技術標準，使土壤修復有法有據。政府還應支持在國內的高校設立相關的土壤修復專業，培養專門人才。

　　其次，要儘快明確“誰污染誰治理”的原則，理順管理體制，從源頭上減少污染。應成立由環保局來管理的專業化土壤修復管理平臺，形成理性發展機制。

　　此外，要立足預防，建立相關的土壤污染防治與修復基金，為生産中的污染及搬遷后土壤修復做好資金準備。據《經濟參考報》記者了解，目前我國重金屬污染防治基本上都是污染後急救式的“遭遇戰”，源頭阻控形同虛設。長期從事土壤化學與環境污染控制研究的浙江大學博士生導師徐建明教授等專家認為，無論從宏觀角度還是微觀分析，都應加強重金屬污染源解析方面的研究，探明污染源排放清單，定量識別污染來源，實現源頭削減目標。同時加大民間資本注入，減輕融資壓力，探索土壤修復的市場化機制，發展土壤修復相關産業。

　　重金屬污染“家底不清”困擾治理

　　有關權威材料表明，全國每年受重金屬污染的糧食高達1200萬噸，直接經濟損失超過200億元，這些糧食可養活4000多萬人。

　　近年來，我國土壤重金屬污染事件頻繁發生。雖然國家和部分省份進行過相關調查，但多數被污染地區“家底不清”，具體污染狀況目前尚無法確定，整體狀況亦缺乏權威評估。

　　面積最大的是鎘污染

　　去年2月，環保部部長周生賢在重金屬污染綜合防治“十二五”規劃會議上説，從2009年至今，我國已有30多起重特大重金屬污染事件。這些事件涉及甘肅、陜西、安徽、河南、湖南、福建、廣東、四川、江蘇、山東、雲南、重慶、廣西等地。

　　一些學者認為，從發生的重金屬污染事件次數，以及監測的數據、造成的影響來看，目前污染面積最大的是鎘污染。

　　近年來發生的鎘污染事件，有2005年的廣東北江鎘污染、2006年湖南湘江株洲段鎘污染、2009年湖南瀏陽鎘污染以及今年初廣西龍江鎘污染等。中國環境監測總站的資料也顯示，我國重金屬污染中，最嚴重的是鎘污染、汞污染、血鉛污染和砷污染。

　　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研究員陳同斌説，“從污染面積上看，國內專家認為鎘污染最嚴重，但如果從健康風險評估角度，我認為是類金屬砷污染，因為砷的致命劑量非常小。”

　　2000年1月，湖南郴州市鄧家塘村發生一起砷污染事故。相繼有380名村民住院治療，兩人死亡。2008年，我國相繼發生了貴州獨山、湖南辰溪、廣西河池、雲南陽宗海、山東臨沂等5起砷污染事件。

　　陳同斌説，重金屬無論是污染水體，還是污染大氣，最終都會回歸土壤，造成土壤污染。甘肅省農科院研究員車宗賢認為，在經過幾十年的沉澱後，我國土壤重金屬污染已進入一個集中多發期。

　　調查數據不清污染“家底”成謎

　　據了解，國家環保部門曾進行過土壤重金屬污染的調查，但一直未進行公佈。在土壤污染日漸嚴重之際，《經濟參考報》記者在甘肅、雲南、重慶、山東等省農業和環保部門採訪時了解到，由於此前未進行過這方面的普查，土壤重金屬污染狀況到底如何，不甚明了。

　　記者發現，目前，關於我國土壤重金屬含量超標的耕地面積，多年前有人估計達到20%(3.6億畝)甚至更多，近期又有人提出為10%左右甚至更低。比例到底有多大，眾説紛紜。

　　中國農業科學院曾希柏研究員説，近年來我國土壤修復工作做得較多，針對耕地重金屬現狀的研究較少，缺乏必要的積累，缺少權威的數據，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對土壤重金屬狀況的整體判斷。

　　農業部門介紹，土壤中的重金屬來源有多種途徑，重金屬隨污水、隨大氣沉降、隨固體廢棄物、隨農用物資等都能進入土壤。車宗賢説，只有進行大面積區域調查、普查才能反映真實情況。

　　從2003年開始，農業部連續兩年對13個省的小麥、玉米、水稻和大豆等優勢農産品産地(非工礦區)環境進行的監測發現，3800多萬畝耕地重金屬超標率達到了6.4%，超標最嚴重的是水稻産地，達到14%。

　　據農業部門近5年來農業環境質量定位監測的結果，湘江流域農産品産地受重金屬污染的面積已逾118萬畝，其中重度污染的約19萬畝，佔16%;中度污染的約39萬畝，佔33%;輕度污染的超過60萬畝，佔50%多，已成為全省重金屬污染的重災區。主要污染物為鎘、砷等，尤以鎘的污染最為嚴重，土壤鎘的超標率高達64%。

　　專家認為，目前我國耕地重金屬“主産區基本安全，重點區域風險較大”。曾希柏説，這個判斷是結合相關課題的研究，並在山東、甘肅、河南、吉林等糧食主産區採樣分析後得出的結果。

　　缺乏相應標準影響整體判斷

　　目前，我國土壤重金屬缺乏相應的標準，沒有耕地重金屬評價指標體系，無法正確評價耕地的環境質量。大多數情況下，許多學者均將某種重金屬含量超過土壤質量標準二級的土壤稱之為“污染土壤”。在目前我國污染耕地面積的調查中，有樣本調查認為是佔10%，還有樣本調查認為是佔20%。

　　浙江大學徐建明等專家認為，對污染土壤的提法、定義及標準等方面的不一致性，是導致我國土壤重金屬污染情況不明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因此，他們認為，應儘快建立我國耕地重金屬評價指標體系。曾希柏等專家建議，應該根據已經掌握的全國農田重金屬狀況，結合歷史資料和數據，制定符合我國國情的不同氣候區農田土壤重金屬含量閾值，建立土壤環境質量標準。

　　由於迄今為止我國尚未公佈全面的土壤重金屬普查結果，關於土壤重金屬狀況的説法也多種多樣，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對土壤重金屬狀況的整體判斷。

　　針對土壤重金屬含量狀況的不同説法，專家認為，目前國內對重金屬超標與污染的區分並不嚴謹。曾希柏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表示，目前國內關於重金屬調查和不同區域土壤重金屬狀況的研究，大多是針對工礦和冶煉廠區周邊、城郊蔬菜地等高風險地區，而對農業主産區耕地重金屬現狀的調查和分析相對較少，這在客觀上造成了對我國部分地區重金屬狀況估計不準，也是導致當前我國污染農田比例過高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