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年層出不窮的校車事故、廣東佛山小悅悅被碾事件、隨手拍解救乞討兒童、免費午餐等大事之後，我國正在靜悄悄地進行一場兒童福利的革命。”著名公益學者、北京師範大學中國公益研究院院長王振耀今天説。

　　在孩子們的節日來臨之際，《2012中國兒童福利政策報告》今日在北京正式發佈，提出“讓兒童優先成為國家戰略”的主張。報告由北京師範大學中國公益研究院課題組撰寫，由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和中國政府合作兒童福利項目支持。

　　“幾千年都沒有的局面終於出現了”

　　現在，全國究竟有多少貧困孩子？國務院婦兒工委辦公室副主任宋文珍今天介紹，近年我國沒有統計過。“但根據中國社科院、國務院婦兒工委前幾年的聯合統計，生活在低保線的18歲以下兒童有700多萬人。北京師範大學曾統計過陜西等5省的18歲以下貧困兒童，如果按農村兒童人口比例推算，全國農村貧困兒童有900萬上下。”

　　“我國目前是補缺型兒童福利系統，通常面向孤殘兒童。目前存在一些欠缺：很多留守兒童、流動困難兒童的福利還沒有納入範疇。我國城鄉保障制度是以家庭為單位的，只能一概而論補助困難家庭，未能更多傾斜到困難兒童。”宋文珍説。

　　“從我們連續三年的年度報告，可以看出我國兒童福利的走向。”在報告總策劃王振耀看來，2011年至今，這一兒童福利革命有兩大標誌。

　　第一大標誌是，去年開闢出了政府和社會的新的互動模式。

　　2011年“有指標意義”的是，國務院把“營養午餐”提上了政策日程，投入160億元。“這是個里程碑事件。在鄧飛等500多位記者、民間人士的試點和倡導下，政府很快做出非常積極的良性政策調整回應。這樣一來，民間組織的建設性力量終於展現出來了。”

　　“民間組織和政府的合力是相當不容易的，這在幾千年的歷史上都基本沒有出現，都是民間聽政府、等待政府作為。但沒想到在去年，就在兒童福利領域，出現了民間先走、政府跟上的局面。”王振耀説。

　　隨之而來的，是兒童福利非政府組織的註冊登記問題，也終於破冰。

　　第二大標誌是，以免費午餐和校車為代表的“普惠型”兒童福利表現突出。

　　新的時代，以微博為首的網絡對兒童福利産生了“巨大的效果”，推動社會給予孩子更多關注。王振耀舉例，中小學校車提上了國務院決策日程。“以前校車條例都是零星的地方決策，所以出現大量問題。如果不是每起校車事故都得到媒體和網絡的高度關注，你能想象政策提上日程能有這麼快的速度嗎？

　　兒童受害目前只能打“110”

　　“不能就兒童論兒童，問題的關鍵還在於孩子背後的各方力量。”宋文珍在今天的論壇上説。

　　去年，我國頒布實施了《2011-2020年中國兒童發展綱要》。“綱要提出，我國兒童福利制度要從補缺型向普惠型轉變，這是一個重大進展。它把聯合國的諸多指標寫進綱要，並有了具體部署，這是未來兒童福利發展的基本框架。”王振耀説。

　　但報告指出，我國的兒童福利建設現在還面臨三大嚴峻挑戰。

　　第一個挑戰是，對現代的兒童福利，我們還缺乏基本常識。“中國傳統中，兒童、老人都由家庭負責，是一種典型的農業社會秩序。但是工業化以後，傳統的家庭秩序不能繼續維持，農民離開土地進入城市，已導致5800萬留守兒童和2700萬流動兒童群體，社會問題日益凸顯。”

　　報告呼籲，兒童養育的責任急需“由家庭向國家和社會轉移”。

　　隨之而來的第二大挑戰是，雖然有《未成年人保護法》，但我國在兒童福利領域的法律和條例還是空白。

　　“我國目前還缺乏系統的兒童保護制度，《民法》、《刑法》、《未成年人保護法》均有涉及，但並不系統，也沒有建立對受虐兒童的替代性監護制度。”報告指出。

　　“不是光和發達國家比，我國在這方面還落後於周邊的泰國、印度、蒙古等國家。”王振耀説。更艱巨的第三大挑戰是，我國還缺乏基本的兒童福利行政系統。

　　王振耀指出，當我國實現了“津貼直接到孩子”，從孤兒福利院一轉到村裏，就戳開了基層組織的一個大窟窿。“比如把孩子的書屋建在村委會裏，實際根本沒落到孩子身邊。這筆錢怎麼用在孩子身上？沒有專人來管。”

　　“新的《兒童發展綱要》來了，但是還沒解決：綱要提出的目標措施如何實現？誰來&&組織、誰來監督落實，經費有沒有保障？”報告指出，澳大利亞、日本、英國、愛爾蘭、美國等都設有國家層面的兒童福利部門。

　　“社會承擔起對兒童的責任，需要發達完善的行政系統來保障：專業化的照料機構、專業化的設施和工作人員。”王振耀説。

　　他在美國新澤西州發現，一個州每年在兒童福利上投入幾十億美元，是相當正常的。一個紐約市，擁有一萬多名兒童福利專業人員、幾百個機構。

　　在我國香港、台灣等地，如果孩子受到虐待、傷害，很快會有專業化的機構介入，妥帖地保護孩子。而在我國大陸，兒童受虐待的解決辦法，依然還是“打110”。“警察來了怎麼做？他們對家長批評教育，讓孩子很快再回到家裏。這只會讓情況變得更壞。”

　　到2020年，尚無法律保護的量化指標

　　目前，報告提出的基層兒童福利服務網絡可以説“初具雛形”。

　　由民政部、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北師大中國公益研究院聯合在山西、河南、四川、雲南、新疆五省區的12個縣，建立了“中國兒童福利示範區”，建立村一級的兒童活動中心，聘用了120名基層兒童福利主任。

　　目前，近8萬名孩子接受了兒童福利主任的家訪，1712名孩子補辦了戶籍手續，1841名孩子領到了孤兒生活保障金，1.4萬名孩子擁有了政府提供的大病醫保。

　　在示範區之外，政府、非政府組織也都致力於建立保護孩子的基層網絡。浙江省在有社區服務中心的城鄉社區，確定1名“兒童福利督導員”；沒有服務中心的農村，在村兩委中指定一名“督導員”。

　　“政府的創新行動，標誌著國家、社會、家庭之間對兒童福利的責任分工正在重新定義，國家逐漸承擔起更多的責任。”報告如此評價。報告統計，目前的《兒童發展綱要》提出2020年要達到的52個指標中，只有15個可測量並提出了具體測量數據指標。

　　其中，兒童健康、教育方面的量化指標較多，比如嬰兒死亡率要從2011年的12.1‰減少到2010年的10‰、90%以上的社區都有一所兒童之家等。“改善措施也比較具體，到2020年達標當無懸念”。

　　但在兒童福利和法律保護方面，尚無量化的指標。“主要目標大多是原則性提法，這不僅反映該領域的研究和認識狀況，可能也反映出中國兒童發展與保護的各方力量尚未達成共識。”

　　報告中説，第六次人口普查的0～14歲兒童比重下降，已顯示出“我國絕大部分城市已出現少子化現象”。

　　在北京、上海、天津等較發達城市，0～14歲人口不足10%，“已經步入超少子化時代”。比例在20%以上的省份，則集中在貴州、西藏、江西、廣西、青海等經濟發展水平相對滯後的中西部地區。

　　報告不無擔憂地指出：“從人力資源提升國際競爭力水平的角度來看，中國兒童群體的稀缺性更為凸顯，大部分兒童集中于經濟欠發達地區，構成了當前中國兒童福利建設的兩大挑戰。”

　　報告提出，“建立以津貼為主的獨立兒童福利制度”，是國際普遍經驗。中國目前是“嵌入制”兒童福利模式，如社保、低保、醫保、殘疾人服務教育等，都包含兒童福利。除了不成體系之外，現有兒童福利主要是救助型，國家兒童津貼項目稀少。“從頂層設計上考慮兒童福利制度，仍是一項未竟工程。”“希望報告的建議，對我國的頂層設計能夠産生推動影響。”王振耀最後説。(記者 莊慶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