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0日，商務部長陳德銘出席在釣魚臺國賓館舉行的“2011年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併發表演講。演講全文如下：

　　尊敬的王夢奎主任，

　　女士們，先生們：

　　今年是中國實施“十二五”規劃的第一年，也是加入世貿組織的第十個年頭。借此機會，我願意與各位交流對中國“新時期對外開放戰略”的一些看法。

　　十年前，在面臨諸多困難和嚴峻挑戰的情況下，中國政府在製造業、農業、服務業和知識産權等領域，做出了廣泛而深遠的承諾，成為世貿組織的一員。下這個決心，實屬不易。

　　十年來，中國從一個世貿組織的新成員，通過不斷學習規則、熟悉規則、遵守規則，逐漸成為規則制訂的參與者和推動者。在這個過程中，中國政府付出了艱辛的努力，清理了三千多部法律法規和部門規章，平均關稅從15.3%降到9.8%，開放了一百多個服務貿易部門。中國企業面對市場不斷開放和關稅大幅下調的壓力，經歷了艱難甚至痛苦的調整，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不斷成長。

　　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時，一些成員對中國是否能忠實履行承諾，曾經抱有疑慮。我們用行動對此做出了回答。世貿組織總幹事拉米曾對中國履行承諾作出“A+”的評價，這是對中國的肯定和鼓勵。這十年的實踐也證明，加入世貿組織不僅促進了中國經濟發展，也更加密切了中國與世界各國的聯絡，實現了互利共贏。今天與會的各位，都是這一進程的親歷者和見證者。30年前，中國對於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只佔3%，而在2009年和2010年則超過50%。世貿組織在第三次對華貿易政策審議時指出，在應對金融危機期間，中國在刺激全球需求方面“發揮了建設性的作用”，為世界經濟穩定“做出了重要貢獻”。

　　女士們，先生們，

　　近代以來，中國曾經長期閉關鎖國，中國人民對封閉導致落後的教訓有著切身體會。如今，我們真真切切感受到對外開放帶來的好處，對通過開放實現現代化有著強烈的渴望。我們深刻地認識到，開放有助於利用全球要素，拓展發展空間和機遇；有助於參與國際競爭與合作，激發技術進步和體制創新；有助於兼收並蓄世界各種文明成果，增強本民族生命力和創造力。

　　經過30多年對外開放的洗禮，中國人的開放意識更加強烈，産業發展基礎更加堅實，擴大開放的社會條件更加成熟。我們對新形勢下進一步提高對外開放水平充滿信心。在剛剛結束的“兩會”上，溫家寶總理表示，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中國的“十二五”規劃也明確提出要“實施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可以説，進一步提高對外開放水平，已經在中國社會取得高度共識。我們將繼續十年前那樣的勇氣和決心，實行更加積極主動的開放戰略，以開放促發展、以開放促改革、以開放促創新。

　　女士們，先生們，

　　目前，國際金融危機的深層次影響還在持續，世界經濟受到歐債危機、中東局勢動蕩、日本大地震等突發因素影響，不確定性增加。全球資金流動性過剩，大宗商品價格上漲，通脹預期的壓力加大。中國國內也面臨著環境資源約束增強、原材料價格上漲、勞動力成本上升等問題，傳統比較優勢正在逐步削弱，宏觀調控政策更趨穩健。面對新的國際國內形勢，“十二五”期間，中國將堅持進口和出口並重、吸收外資和對外投資並重，把提高對外開放水平作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新動力。

　　30年來，出口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年均貢獻率達到20%。目前，外貿直接帶動就業人數超過8000萬，其中60%來自於農村。穩定出口不僅關係到我國經濟增長、勞動就業，還關係到城鄉協調發展、關係到國內消費可持續增長。我們將加快推進結構調整，著力培育參與國際競爭和合作的新優勢，努力保持出口穩定增長。

　　近年來，中國更加注重發揮進口對宏觀經濟平衡和結構調整的積極作用。我們通過引進先進設備、技術和管理經驗，大大提高了生産力和管理水平。中國進口也是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推動力，為緩解世界發展不平衡做出了巨大貢獻。2010年，美國對中國的出口增幅是32.2%，歐盟是30.2%，日本是36.6%，都遠高於其自華進口增幅。目前，中國是日本、韓國、東盟、澳大利亞、巴西、南非等國和地區的第一大出口市場，歐盟的第二大出口市場，美國的第三大出口市場。今後，我們還將繼續增加從最不發達國家和主要貿易順差來源國的進口，也希望那些對華有較大貿易逆差的國家能夠放寬出口管制措施，為促進雙邊貿易平衡發展營造良好的政策環境。

　　事實上，經過我們的努力，中國的對外貿易正朝著更加平衡的方向發展。據中國海關統計，2009年中國的貿易順差比2008年減少了1000億美元，2010年又進一步減少了126億美元，今年前兩個月還出現了逆差，其中2月份當月逆差73.1億美元。我們預計，全年貿易順差佔國內生産總值的比重還將在去年3.1%的基礎上進一步下降。

　　我們還注意到，一段時期以來，部分外界人士對中國的投資環境提出質疑。有的朋友甚至問，中國是不是不再歡迎外資了？我的回答是，中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擴大內需，不僅不會排斥外資，相反需要發揮外資更積極的作用。我們將與全球資本共同發展、分享繁榮。

　　近年來，中國逐步取消了針對外資企業的一些稅收優惠措施，實現了內外資企業“兩稅合一”，這是市場經濟公平競爭的必然要求。前不久，我們公佈了外資並購安全審查制度，不設置新門檻或行政許可程序，而是參照世界各國通行做法，使政策更加透明、公正，具有可操作性。我們鼓勵自主創新的政策覆蓋境內所有企業，適用於依法在中國設立的外資企業。在政府採購領域，我們將採取公開透明的辦法，讓內外資企業和産品享受平等的待遇。我們繼續歡迎外資企業參與中國的改革開放進程，所有內外資企業在中國都一視同仁。

　　我們還將更加重視“走出去”，推動“引進來”和“走出去”平衡發展。2003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額僅為28億美元，到2010年已經增加到590億美元，相當於當年吸收外資的六成左右。預計未來5—10年，中國將逐步實現資本“進”和“出”的基本平衡。我們也希望一些國家改善投資環境，給予中國企業平等準入待遇，切實保護中國企業、機構和人員的合法權益。

　　女士們，先生們，

　　發展中國家翹首以待的談判已進行了整整十年，談判能否取得成功，對鞏固多邊貿易體制，對全球經濟復蘇，都意義重大。當前，我們面臨稍縱即逝的 “機會之窗”，如果各方能真正表現靈活性，在鎖定既有成果的基礎上向前推進，將為世界經濟強勁、平衡、可持續增長提供一個切實的體制保障。中國願意在多哈回合談判中和各個成員一道，為實現這一崇高的目標共同努力。

　　謝謝大家！

　　演講結束後，陳德銘還就人民幣匯率、消費品進口等問題回答了美國哈佛大學教授馬丁 費爾德斯坦等與會人士的提問。

　　馬丁費爾德斯坦提問:剛才我們聽到其中一個讓人驚訝的説法，那就是中國現在會採用一個更加靈活的、相當於自由的人民幣匯率機制，在未來的五年當中，會更加一體化地融入到全球資本市場當中。那這樣一個論調是不是代表了中國在匯率政策方面的一個主要變化呢？

　　陳德銘:大家都對匯率的問題很感興趣，我從個人的角度做一個簡單的回答。從05年到現在，人民幣的匯率改革已經進行多年了；在國際金融危機最艱難的一段時間，我們把匯率的波動暫時停下來，跟美元做了一個挂鉤；從去年的下半年開始，我們又恢復了浮動。那麼我們的改革目標是不變的，就是按照市場形成的匯率機制，加上主動、漸進、可控的方式推進人民幣匯率體制的改革。實際上我們考慮人民幣的匯率有幾個前提：第一，就是我們貨幣是對一籃子的，不釘著一種貨幣，是幾種貨幣的綜合組合。第二，我們要兼顧著我們在G20討論的如何使世界的經濟能夠持續穩定地增長，這裡面有一個參考性的指標體系，在這些指標裏，將來可能會討論到貿易向下的盈餘和赤字問題。我們很願意在這些方面進行討論，從而來看看我們的匯率是否符合市場的形成機制，是否有利於促進經濟的平衡。所以我作為商務部部長，經常會從貿易的平衡、貿易盈餘和赤字的角度來談一下匯率問題。

　　大家都知道，我們國際收支的平衡包含著兩類，一類是貿易項下的盈餘或者是赤字，一類是資本項目。中國作為一個進出口份量都比較大的國家，去年出口已經到了世界的第一位，進口也到了世界的第二。中國去年貿易順差佔GDP的比例大概是3.1%，在這G20的20個國家裏面，我們排在第九位。我覺得這麼一個佔比對一個新興國家來講是比較合適的。今年我們會進一步的擴大進口，儘管1-2月出現逆差，但是我們還會堅持擴大進口。我們今年貿易的盈餘或者順差佔我們GDP的比例可能還會小于這個數字，説明中國是非常負責任的，在堅持著促進貿易的平衡，在推動著G20有關的談判。

　　我們可以做一個分析，就是我們現在貿易順差1800多億美元，99%都是對著一個大國的。我們對東盟、對日本、韓國、對整個的非洲和南美洲都已經是逆差了。所以我們希望和這個大國坐下來討論如何改善我們的貿易結構。因為雙邊的貿易順差並不能反映出人民幣的匯率問題，我説的是我們99%的順差是對著一個大國，我們希望這個大國能夠放開對中國出口的限制。我曾經數次提出我們需要購買的東西，但卻被該國議會的一些法案所擋住了。所以我們不能想象，一方面有很多制裁中國的法案，另一方面又要做到和中國貿易平衡。我們希望該國在這方面有更多靈活性的表現，使我們的貿易能夠更加的平衡。這樣所謂人民幣匯率問題的討論我想也就可以比較透明的、公正的進行下去了。謝謝！

　　法國巴黎銀行中國區首席經濟學家陳興動提問:陳部長剛才在演講中提到中國未來的五年要進出口並重，有段時間在國內也談了很多，就是如何改變貿易盈餘的問題。其中一點談得比較多的，就是中國如何進口消費品。我們現在已經注意到，在國內大家買東西的時候，價格上已經超過國際市場很多了，尤其是相當多的消費品和奢侈品。很多中國旅遊者到國外去大包小包的買回來，或者是通過郵購的辦法。或許大家都知道消費品的進口，現在是不是已經進入到中國要推動國內消費的階段，這其實也培養國人的名牌消費和培植國內名牌消費文化。在這個問題上想聽聽陳部長的評論。比如説稅收的調節等等這方面的問題有什麼改革？

　　陳德銘:謝謝您的問題。説到這個問題的時候，我想首先説一下中國消費和儲蓄的關係，我們拿中美兩個國家簡單地比，在不同的社會保障條件下來比他們的儲蓄率，是不公正的、不正確和不全面的。因為中國消費者的儲蓄是建立在現在這樣一种醫療、養老和其他的各種保險以及孩子受教育支付能力之上的，所以中國人的儲蓄很大一塊是為著孩子讀書，為著自己的購房，為著自己將來老了以後的一些健康保障等等。所以，這樣簡單的比中國儲蓄率高還是低是不完整的。

　　而亞洲的文化和其他西方國家也有一些差異，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包括日本、韓國的儲蓄率都比西方的美、歐國家要高得多，這也是一種文化差異的體現。在這麼一種情況下，我非常贊成剛剛約瑟夫 斯蒂格利茨教授提出的，我們應該用好這種儲蓄，如何為世界經濟的發展、為能源、為低碳、為綠色環保等等去做貢獻。

　　您談到的這個問題是説中國如何擴大進口的問題。中國擴大進口是依據自由貿易的規則來進行的，首先是中國需要什麼，不是為了平衡而平衡，也就是説應該在一個便利化、自由化的情況下。中國想買什麼，應該在世界上能夠買到。我們首先還是需要擴大設備、技術和一部分重要的資源和原材料的進口。因為我們的國家正處於工業化的進程中，我們大量的企業處在一個轉變結構、調整方式的過程中，他們需要先進的技術設備。比如説我們需要一些高速的電子計算機，我們需要一些精密度更高的數控機床等等，這些東西我們從有的國家能買到，有的國家則是禁止向中國出口的，這就使貿易平衡問題很難討論。這首先是我們考慮的。

　　您剛剛的問題重點是講到消費品的進口。當然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們也需要更多地進口一些消費品。現在中國對中高檔消費品的進口占到世界各國進口的第二位了，有可能再過幾年我們會超過日本成為第一位，這是不足為奇的，因為中國有13億人口，日本人口不到我們的1/10。如果我們消費品進口量大一點，我們仍然是一個發展中的人均GDP處在100位左右的國家。為什麼中國進口高檔消費品最近一段時期，特別是在大中城市呈現非常旺的趨勢呢？我們考慮有幾個原因：

　　第一，我們自己的民族品牌、高檔消費品品牌還不能滿足需要，也就是不能滿意日益增長的物質需要。

　　第二，我們人民的生活水平和收入確實提高，一些新的消費群體在我們的商業統計中，特別是80後、90後的群體，他們更崇尚于名牌的消費，而這種現象會越來越多。但是説現在這些中國消費品的價格都比國外貴的説法是不完整的，大量中國的消費品，尤其在食品類的、鮮活農産品類的，我們都比國際低得多；主要是一些名牌，特別是歐洲的名牌方面的奢侈品，還有一些日本名牌，我們確實比他們的價格高得多。這是因為我們有一定的關稅，有些國家是沒有關稅的，比如説我們香港這麼一個地區，它是零關稅，所以很多人到香港就覺得，怎麼香港的東西比中國便宜呢？另外一個是中國的高檔消費品銷售體制，分銷體制剛剛建立，它的層次多，費用大，所以高檔消費品到中國來的整體交易費用還是相當高的。

　　第三，特別是金融危機之後，西方的産品在他們所在的國家為了促進消費進行了折扣和降價的處理，我們因為市場一直平穩，沒有出現過這樣的現象。

　　所以，在這個方面，在消費品的進口和價格讓它回歸更正確的水平方面，我們想後面要做幾個工作：首先，要培育市場競爭的主體，包括培育在中國的高檔、優秀的消費品品牌。我可以講很多西方的高檔消費品，其實他們的面料、原料、加工製作可能都已經在中國了；但是我們目前整體水平還處在一個加工的階段，我們還需要使我們的製造能力往設計和研發延伸，往直接的營銷延伸。很多歐洲、美國品牌的面料都是從中國出口的，甚至某一部分的加工還在中國做。為什麼我們已經是出口的第一大國，卻沒有很著名的品牌呢？世界上出口最有名的前100個品種裏面，中國目前還是零。我覺得我們應該加快培育自己的品牌。

　　第二，我們應該完善物流配送體系的建設。我們正在制定“十二五”期間的商貿物流規劃，使第三方物流和大型連鎖配送能夠充分發揮作用，降低所有的商品在中國的交易成本。長期以來我們沒有把商業的網絡、沒有把物流成本的降低納入必要的的規劃、投資。很多國家，甚至於一些國家把農産品的流通都作為一些工業性的投資來做，我們在這方面還需要加強認識和採取實實在在的措施。

　　第三，轉變和創新零售模式。特別是大型百貨企業和零售企業，應提高代理和外貿轉內銷的産品。很多産品既然是中國生産的國際名牌，在中國代加工的，為什麼還要到國際上進行一次大旅行、大循環，既增加了碳的排放，又增加了物流費用呢？所以我們需要對那些外銷産品轉內銷提供一個直接的、便利的方式。比如説我們所知道的男同志穿的一種西裝傑尼亞，有的是在東莞生産的，用飛機運到歐洲，中國需要幾件再運過來，顯然增加了二氧化碳的排放。

　　第四，我們要營造一個公平有序的競爭環境，進一步加強對行業的管理指導。還有就是在中國特別要注意的商業誠信的問題。打擊侵犯知識産權和制假、售假的行為，我們集中行動進行了半年左右，收到了明顯的效果，但是還存在著不少這樣的現象。所以，我們對於保護知識産權和打擊假冒偽劣要加強。

　　第五，要減輕部門的負擔，減輕零售企業的負擔，給予相應的政策上的優惠，這個問題等會兒財政部謝旭人部長可以回答，他會比我回答得更準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