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地方官員選拔過程中存在“蘿蔔招聘”和“官場勾兌”等違規現象。2012年4月，被網友戲稱為“湘潭神女”、工作僅1年零7個月而即將擔任湘潭市岳塘區發改局副局長的王茜，在幹部任前公示期間未能逃過公眾質疑，最終被相關部門調查確實違規。

　　為什麼年僅20多歲就能被破格提拔，是否因為“家庭背景”才被提拔？近年來，每有年輕幹部被破格提拔任用，或者晉陞者的年齡與公眾的傳統印象不一致，質疑的聲音幾乎都要伴隨而至。

　　2012年1月，生於1989年的清華大學畢業生焦三牛，工作半年後被甘肅省武威市擬任市外事僑務辦公室副主任，被輿論驚呼為“火箭式”升遷。

　　在2011年地方換屆中，甘肅靈臺出現時年28歲的縣長，湖北通山、江陵都出現了時年31歲的女縣長，這些年輕幹部的升遷也引來爭議。

　　2011年年底，29歲的河北省館陶縣代縣長閆寧在質疑聲中辭職。他在辭呈中稱，由於任職以後引起社會持續不斷的關注，他的心理和精神上承受了很大的壓力。

　　“周森鋒”這個名字一度成為公眾在討論年輕幹部提拔任用時的熱詞。2009年，時年29歲出任宜城市市長的周森鋒被稱為“最年輕市長”。一時間，質疑聲像洪水一樣涌向這位80後官員。公眾首先懷疑年輕的周森鋒是否有 “背景”，一些網友還對周森鋒進行了一番“人肉搜索”，調查他的家庭情況，對其在清華大學完成的碩士論文也不放過。兩年後，“擬交流提拔任職”的消息一經公佈，質疑聲再次出現，不少人在網絡上發問“當市長兩年再獲提拔是否合乎常理”。

　　事實上，從中央部署和地方幹部選拔任用實踐來看，“加大培養選拔優秀年輕幹部力度”已成為領導幹部人事制度改革的趨勢。

　　2009年2月，中央制定下發《2009-2020年全國黨政領導班子後備幹部隊伍建設規劃》，對新一輪培養選拔年輕幹部工作進行部署，這也是中央首次制定黨政領導班子後備幹部隊伍建設規劃。當年3月，中組部下發《關於加強培養選拔年輕幹部工作的意見》。

　　從2008年開始，吉林、四川、湖北等省陸續開始實施培養和選拔年輕幹部的各類“工程”。北京、廣東等地也在探索年輕幹部選用機制創新。

　　然而，在各地開始為優秀年輕幹部成長開闢“快車道”的同時，年輕幹部提拔任用屢受質疑也成為不能忽視的現象。為何公眾總是“習慣性”地質疑年輕官員及其選拔任用方式？

　　中國人民大學管理學院副教授祁凡驊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採訪時表示，公眾對年輕官員提拔任用的質疑背後，是對“以往選拔任用制度不充分信任”，“官員任用中存在的一些暗箱操作、權力尋租和裙帶關係現象造成的負面效應太大，公眾容易形成以部分代替整體的印象，即使是有能力和值得培養的年輕幹部也可能被質疑”。

　　除了因為“對以往選拔任用制度不充分信任”而産生質疑，有學者認為，公眾還未“做好接受年輕官員的心理準備”。

　　“一些新提拔的官員剛走出校門就被委以重任，在"成才週期被延長"、社會流動渠道並不十分通暢的當下，強烈的對比讓普通民眾很難對這種現象給以支持。另一方面，在大部分公眾看來，"掌舵人"的挑選應該更多從資歷、經驗和能力上來衡量，"老成持重"是人們對官員的普遍印象。”中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學者、中央編譯局博士後吳曉林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説。

　　在制度設計和執行還存在不足的情況下，祁凡驊表示，公眾“質疑”是對領導幹部選拔任用的社會監督。不過，盡可能地減少質疑，形成有利於領導幹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共識，也是當下面臨的“課題”。

　　那麼，如何才能讓公眾對年輕幹部選拔和升遷少一些質疑，多一些信任？

　　在參與過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公務員能力建設研究”的祁凡驊看來，建立起“公認的領導幹部能力標準”對於減少公眾對年輕幹部選拔任用的質疑尤為必要。“標準明確，大家才信服。什麼職務應該有怎樣的能力標準，必須很清楚。目前資歷標準很明確，但是能力標準不清晰。一般破格提拔不是按資歷來看，那麼能力標準又是什麼？”

　　吳曉林認為，選拔年輕幹部要從“人選人”、“部門選人”走向“制度選人”，“誰符合條件誰上，什麼時候符合條件什麼時候上，而非一時、一地的政策”。

　　對於公眾總是帶著懷疑眼光來看待“脫穎而出”的年輕幹部時的“不信任感”，祁凡驊認為，幹部選拔任用應該增加“透明度”。“任用制度的公開需要進一步推進，而且是要從結果公開走向過程公開。”祁凡驊説，“要肯定的是，領導幹部任用已經邁出公開的步子，沒有第一步的公開也就沒有質疑，但還需要走得更遠。”

　　在吳曉林看來，選拔年輕幹部要從特定時期的“個別安排”，走向長遠佈局的“總體安排”。“對於年輕官員的培養、選拔，要有總體安排，包括合理選人、定點跟蹤、基層歷練、連續考核、民意調研等全程的培養環節，都要有前期的制度性規劃。”

　　“年輕幹部本身要過硬，經得起質疑。對年輕幹部的提拔要用素質能力説話。最重要的，還是選拔任用程序的公正和公開。”吳曉林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