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仲平：文化“為人民”的歷史跨越

——從延安文藝座談會到十七屆六中全會

　　（一）“延安的城門成天開著，成天有從各個方向走過來的青年，背著行李，燃燒著希望，走進這城門。”

　　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丁玲、艾青、艾思奇、賀綠汀、冼星海……一批批風華正茂的文化青年向著光明，衝破重重封鎖輾轉西行。幾年內到達延安的知識分子竟達四萬餘人，相當於1937年初中共黨員的總和。對於這個黃土高原上的小城，當時的《解放日報》這樣評述：“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文化上作中流砥柱，成為全國文化的活躍的心臟。”

　　就在這個不起眼的小城裏，1942年5月23日，一場歷時20多天的座談會，一篇兩萬多字的講話，揭開了中國文化發展的新紀元。

　　“我們的文學藝術都是為人民大眾的”，滾滾延河水記錄下一個政黨氣勢磅薄的思想樂章。70年過去，社會主義中國波瀾壯闊的文化歷程，依然可以從那裏找到起點。

　　“一切進步的文化創作生産都源於人民、為了人民、屬於人民。”2011年10月，十七屆六中全會的莊嚴宣示，如同延安文藝座談會的時代迴響。以六中全會為標誌，我國文化改革發展進入了新的歷史階段。

　　為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奠定堅實的理論基礎，延安文藝座談會成為一座影響深遠的偉大里程碑。那篇源自延安土窯洞的鏗鏘講話，歷經70年歲月依然閃耀著永恒的思想光芒和跨越時空的不朽力量。

　　（二）寶塔山下，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懷抱理想的進步青年在巨大的熱情中，追尋文藝救國之路。

　　雖然文藝的百花園生機盎然，但也存有思想困惑。理論與實踐脫節、對現實生活“不熟、不懂”、更注重表現自我……這讓一個年輕的政黨思索：在報國激情如大海奔涌的時代，文藝應有怎樣的形態？在拯救民族危亡的歷史關頭，文藝應秉持怎樣的原則？在領導中華民族于決死中迎來新生之際，應樹立怎樣的文化領導權？

　　需要有一種文藝主張與文藝思想，來凝聚和激發廣大文藝工作者的力量；需要有一個根本方針和基本方向，為延安乃至未來中國的文藝事業和文化發展指明道路。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第一次系統闡述黨的文藝觀，第一次明確表明文藝工作的基本方針，第一次科學回答文藝創作與批評中的重大問題……毛澤東所作《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成為自有無産階級文化運動以來最重要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著作。

　　延安文化的史詩，由此落墨。“到農村、到工廠、到部隊中去，成為群眾的一分子。”正如作家蕭軍所言，“大家都照著《講話》的方向、道路和目標去做，果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從《小二黑結婚》到《王貴與李香香》，從《兄妹開荒》到《暴風驟雨》，從“戰地社”、“戰歌社”到新秧歌運動，一大批感人肺腑、影響深遠的優秀文藝作品，喚起了一個民族團結進取、抗擊敵寇的革命激情。在“為人民抒寫、為人民放歌”的創作潮流下，曾經黯沉寂寞的淺吟低唱，讓位於激昂奮進的雄渾樂章，自1919年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發展起來的中國新文藝，在延安實現了歷史性飛躍。人們驚訝地從中看到了“一個新的時代、新的天地、新的創世紀”。

　　中國文化的新篇，由此開啟。將文化戰線與軍事戰線並提，這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産黨人在此前中國社會革命和思想文化運動基礎上的新發明。他們清楚地看到，要贏得“庶民的勝利”，社會革命必須而且應當同文化革命緊密地結合起來，在這場革命中，人民群眾是革命的主體，也是文化的主體。中國共産黨深刻的文化自覺由此確立。“風在吼，馬在叫，黃河在咆哮”，在中國共産黨人帶領中華民族尋求獨立與解放的時代洪流中，“手裏拿筆的軍隊”與“手裏拿槍的軍隊”攜手戰鬥，開啟了社會主義文化的嶄新紀元。以延安文藝座談會為起點，在近現代中國的風雲激蕩中，中國文化開始了不同於數千年固有軌道的發展歷程。

　　掌握文化的主導權，體現文化的人民性。從延安文藝座談會到十七屆六中全會，從民族危亡背景下的文化思考到改革發展時代的文化繁榮，我們黨始終將文化發展擺在重要位置，精心領導，並伴隨時代發展不斷提出新的戰略思想，做出新的決策部署。以延安文藝座談會為起點，70年風雷激蕩的歷程中，共産黨人探索出一條“以人民為中心”的文化發展道路。

　　（三）回憶起歌劇《白毛女》，執筆者之一、詩人賀敬之歸功於延安文藝座談會：“這部歌劇是為人民寫，寫人民，請人民評判。這是《講話》教導我們的精神。”

　　的確，如果説最初賀敬之、丁玲等進步知識分子的延安嚮往，只是心中朦朧的追求，那麼，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之後，他們進一步明確了創作活動的使命和方向。無論是《白毛女》還是《太陽照在桑幹河上》，正是與人民結合、為人民放歌，點燃了文藝工作者心底的激情。

　　“我們的問題基本上是一個為群眾的問題和一個如何為群眾的問題”，文藝必須是“為人民大眾的，首先是為工農兵的”，文藝工作者“必須和新的群眾相結合，不能有任何遲疑”……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毛澤東振聾發聵提出的，不僅是文藝工作的基本原則，也是文化發展的基本問題。

　　一部中國現當代文化史，就是中國共産黨領導文化發展的歷史，也是共産黨人對文化的認識不斷深化的歷史。而延安文藝座談會的核心詞——人民，正是中國共産黨領導下中國文化發展的主線；“為人民大眾服務”，也成為我們黨制定文化戰略、領導文化發展的核心。

　　70年不懈探索，“為人民”貫穿始終。從“為什麼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到強調“我們的文藝屬於人民”；從“社會主義現代化應該有繁榮的經濟，也應該有繁榮的文化”，到“讓人民共享文化發展成果”；從二為方向、雙百方針，到“三貼近”原則、“走轉改”精神，在浩蕩前行的歷史長河中，“為人民”的旗幟始終高揚在這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上。

　　70年不懈追求，“為人民”書寫史詩。70年文化發展的艱辛探索，30多年改革開放造就的文化成就，近10年文化體制改革激發的文化繁榮，從文藝創作到文化服務，從文化遺産保護到對外文化交流，文化的發展與新中國經濟社會的巨變同步，人民的文化權利不斷發展，公眾的文化生活不斷豐富，“為人民”從理論向實踐的落實，成為現代化的“中國道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70年來，在《講話》精神的指引下，我國文藝發展和文化建設發生了深刻的歷史性變化，取得了巨大成就。儘管這篇彪炳史冊的經典文獻，因為歷史條件的局限和時代任務的轉換，其中一些觀點和論述已經不適用於今天，但其所揭示的“文藝與人民”、“文藝與時代”、“文藝與生活”的深刻思想，卻對我國文化事業的繁榮和發展産生了深遠影響，寫下社會主義文化華章的光輝序言。

　　（四）恩格斯曾説過，文化植根于“一個民族或一個時代的一定的經濟發展階段”。毛澤東也反復強調，文藝事業必須隨著實踐的發展而發展。

　　從革命黨到執政黨，從硝煙瀰漫的民主革命鬥爭，到熱火朝天的社會主義建設，再到波瀾壯闊的改革開放時期，時代發生了巨大變化。正如《講話》所深刻指出的：“為什麼人服務的問題解決了，接著的問題就是如何去服務。”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如何讓文化更好地服務於人民大眾？

　　國際經驗表明，人均國內生産總值達到3000美元時，居民消費進入物質消費和精神文化消費並重時期。由生存型、溫飽型到小康型、享受型，我國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呈現“井噴”之勢，消費能力增強，鑒賞水平提高，多層次、多形式、多樣性的特點明顯。服務對象的變化，需要我們深思：文化的發展如何與公眾需求對接？

　　當經濟改革打破體制堅冰，文化的發展也如水流活。無論是拍攝一部電影還是出版一本圖書，投資回報成為必要考量。市場作為配置資源的重要手段，日益參與到文化産品的生産中來，文化與市場的接軌已成為必然趨勢。生産方式的變化，需要我們深思：文化的發展如何與經濟社會同步？

　　美國大片能全球同時首映，社交網絡能匯集巨大人群，今天的我們身處一個變平了的世界。無論是出版、影視還是演出，中國都面對著巨大的“文化逆差”。約瑟夫奈曾言，“柏林墻倒塌之前，已被西方的電視和電影鑿得千瘡百孔。”文化的比拼，不僅是經濟的角逐，更有價值的較量。時代環境的變化，需要我們深思：文化的發展如何參與國際競爭？

　　中國的發展面臨重要的戰略機遇，“中國號”巨輪正向著更廣闊的未來駛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催人奮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任重道遠。在這崛起的征途上，文化作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時代的精神旗幟，必然要發揮更重要的作用。歷史方位的變化，需要我們深思：文化的發展如何定位未來坐標？

　　面對新形勢、新任務，站在全新的角度認識文化，才能適應時代的變化、實現文化的發展，進而滿足人民的需求。

　　（五）“人民是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最深厚的力量源泉”，“以滿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堅持文化發展為了人民、文化發展依靠人民、文化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2011年秋天的十七屆六中全會高揚“為人民”旗幟，做出了《關於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描繪出新時代文化發展的恢弘藍圖。

　　這是文化認識的昇華。如何認識文化，決定了如何對待文化。文化的力量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強大，文化的影響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廣泛。轉變發展方式、實現科學發展，增進民生幸福、促進社會和諧，文化都是重要內容和衡量指標。認清文化的地位、作用，把握文化的特點、規律，創新文化的體制、機制，是莊嚴的歷史責任，是全新的時代命題，“關係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奮鬥目標，關係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關係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這是文化方略的確立。2010年，胡錦濤明確指出：一定要從戰略高度深刻認識文化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牢牢把握文化發展主動權。從深入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到不斷豐富適應人民需求的文化産品；從文化事業全面繁榮，到文化産業成為國民經濟支柱性産業，十七屆六中全會全面吹響“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集結號。

　　這是發展路徑的劃定。通過文化體制改革，激活文化生産力，從根本上破解文化需求和供給之間的矛盾；通過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堅持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鞏固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鬥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礎；通過實施精品戰略和對外開放戰略，不斷提升文化品質和中華文化影響力，開拓文化強國的中國之路。

　　十七屆六中全會的召開，鮮明回答了文化改革發展“走什麼路”、“朝著什麼樣的目標邁進”這些具有方向性、戰略性的重大問題，系統提出了社會主義文化“如何服務大眾”的政黨主張。文化價值觀的弘揚，文化執政力的提升，文化發展觀的飛躍，豐富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在中國文化的發展史上，這是繼延安文藝座談會之後，標定下的又一座里程碑。

　　（六）“為人民”是一個宏大的目標，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如果不在“為人民”和“人民”之間建立可靠的聯絡，“為人民”就極可能變成一個浮泛口號。作為馬克思主義政黨，如何確保社會和文化發展“人民性”的最終實現，始終伴隨著中國共産黨人對社會主義本質的不停追問，伴隨著不同歷史階段中國共産黨帶領中國人民進行革命和建設的上下求索。

　　面對這個課題，我們有過迷茫，也有過困惑。《決定》的偉大意義就在於，它站在全新的時代高度，深刻總結文化建設的經驗和教訓，彰顯了巨大的理論勇氣：只有最大程度地解放和發展文化生産力，才能有效實現“為人民服務”的文化目標；只有最大程度地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文化需求，才能切實反映社會主義文化的本質要求。

　　面對這個課題，我們有過片面的理解，也有過認識的誤區。《決定》的偉大意義就在於，它解放思想衝破觀念禁錮、實事求是面對現實國情、與時俱進推動改革創新，體現了深邃的政治智慧：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業，保障人民群眾的基本文化權益；一手抓經營性文化産業，滿足人民群眾多樣化文化需求，從體制上保障文化“為人民大眾服務”，進而在“以人民為中心”的卷軸上徐徐展開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瑰麗圖景，中國文化對世界文明的獨特貢獻也將因此熠熠生輝。

　　這是共産黨人對文化“如何服務大眾”的時代思考。隨著市場經濟體制逐步完善，文化賴以生存的體制環境發生了深刻變化。不同於民主革命時期，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人民群眾通過市場進行文化消費，完成文化選擇，滿足文化需求。完全按照“計劃”進行文化生産，如何滿足群眾的多樣化需求？僅僅依靠“指令”推出文化産品，如何體現人民的主體地位？讓文化走向市場，也就是把文化創造的權利、選擇的權利、評價的權利交給人民。

　　“院線制”改革以市場供需倒逼電影業變革，推動中國成為世界第三大電影生産國；人民網等文化單位鳴鑼上市，在資本市場中尋求更多發展資源；新聞出版、文藝院團轉企改制，一批“出版航母”、“演藝巨輪”揚帆起航……實踐證明，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只有通過改革創新，建立起有利於發揮市場在文化資源配置中的積極作用的體制機制，才能充分解放和發展文化生産力，推動文化單位和文化工作者遵循藝術規律，煥發創造活力，更好地貼近群眾、貼近市場，最大限度地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促進人的全面發展。

　　以政府和市場兩隻手，托舉文化事業和文化産業共同壯大，達到文化“為人民”的根本目的，這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産黨在新的歷史階段關於文化發展理論的偉大創新，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切實解決好“為什麼人”問題的偉大貢獻。

　　兩種屬性、兩個效益，雙輪驅動、比翼齊飛，兩手抓、兩手強；正確處理文化事業與文化産業的關係，正確處理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的關係，正確處理“魂”與“體”的關係。《決定》關於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的戰略部署，不僅繼承和弘揚了文藝為人民服務這一《講話》核心思想的本質要求，與《講話》精神一脈相承，更賦予其豐富的時代內涵，實現了文化“為人民”的歷史性跨越。

　　從《講話》到《決定》，從革命文藝的雄壯樂曲到文化強國的偉大實踐，從文化喚醒民眾、文化發動民眾到文化服務民眾，“以人民為中心”，中國共産黨找到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

　　（七）站在2011年金秋，回望1942年春天。

　　從當年貧乏的文化生活到今天豐富多彩的文化樣式，從山溝溝裏的文化到走向世界的文化，從實現文化啟蒙到保障文化權益，經過70年風雨洗禮，在文化體制改革的浩蕩春風中，社會主義文化迎來了大發展大繁榮的新時代。

　　這是人民文化權益彰顯、公共文化勃興的時代。提供公共文化服務，成為各級政府的基本職能，政府近8年的文化基礎設施投入，是過去幾十年的總和，覆蓋城鄉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已經建成。文化共享服務點遍及城鄉，廣播電視貫通全部行政村，博物館免費開放，文化站隨處可見……保基本、保均等、保便利、保公益，文化權利已經與經濟、政治等各項權利一樣，成為公民權益的必然組成部分。

　　這是文化産品極大豐富、文化生活日益多彩的時代。每年新推齣劇目上千種，新出品電影500多部。年産上萬集電視劇，成為第一大電視劇生産國；5年出版338億冊圖書，成為第一大圖書出版國。5.13億人走進網絡生活，娛樂、購物跨入數字時代；去年6900萬人走出國門，旅遊業收入超過2萬億……文化與科技融合，文化與旅遊結合，形式不斷發展，業態不斷豐富。中國人同讀幾本書、同唱幾首歌、同看幾臺戲的時代一去不復返。浩如煙海的文化産品、豐富多樣的文化供給，讓億萬人民有了多姿多彩的文化選擇。

　　這是文化交流空前活躍、文化生産力空前釋放的時代。伴隨文化體制改革的步伐，文化建設活力顯著增強，公益性文化事業在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權益方面的作用日益突出，經營性文化産業佔國民經濟的比重明顯增大，國際競爭力逐步增強。近150個國家與中國展開政府間的文化合作，圖書期刊等幾乎進入所有國家和地區。文化交流項目年均人次和數量，超過改革開放前30年總和。文化逆差不斷縮小、文化實力大幅提升……文化既成為國家民族軟實力，又成為經濟發展硬支撐。

　　文化發展的目的在於人民，文化發展的動力來自人民，文化發展的評判交給人民，文化發展的成果人民共享。中國共産黨人與時俱進的改革創新，將社會主義文化帶入一個嶄新的歷史階段。

　　在中國幾千年文化發展中，諸子爭鳴、魏晉風度、盛唐氣象、宋明理學……各種力量競相登臺，文化大師燦若星河，雖有過“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的浩嘆，有過“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的詩篇，也有過“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的抱負，但人民始終沒有成為文化舞臺的主角與主體。延安文藝座談會前所未有地提出的文藝“為了人民”“怎樣為人民”兩大問題，在70年後的今天有了酣暢淋漓的偉大書寫。以人為本、人民至上，這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的根本方向和最終目的，在現實中得到最激蕩人心的體現和張揚。

　　（八）文化是民族的血脈，人民的精神家園。印度詩人泰戈爾曾這樣説：“古希臘的明燈在初點燃的土地上熄滅。羅馬的威力被埋葬在廣大帝國的廢墟下。但是建立在社會與人的精神理想基礎上的文明仍然活在中國和印度。……正像活的種子一樣，天上降下滋潤的雨水，它就會抽芽、成長，伸展它造福的樹枝，開花、結果。”

　　70年前，延安文藝座談會滋潤的雨水，讓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中華民族的新文化”抽芽、成長，匯聚成喚醒工農戰勝強敵的時代洪流。

　　70年後，十七屆六中全會澆灌的甘霖，必將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伸展出造福的樹枝，開花、結果，凝聚成13億人民走向民族復興的偉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