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爆的國際金融危機，已使許多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深陷經濟、社會和政治的多重危機。在這場經濟深度衰退、失業率高企、貧困人口激增、罷工運動和諸如“佔領華爾街”等各種遊行抗議活動此起彼伏的危機面前，西方資本主義制度飽受詬病，作為其主流意識形態的新自由主義也頻遭譴責。透過這場國際金融危機，深入認識西方新自由主義的實質及其危害，對於確保我國改革開放始終沿著社會主義的正確方向前進，具有重要意義。

　　一、新自由主義氾濫是國際金融危機的根源

　　西方新自由主義産生於20世紀30年代，由古典自由主義發展而來。20世紀70年代末，新自由主義開始受到英美等西方國家政府的青睞和追捧。隨著1990年“華盛頓共識”的形成與推行，新自由主義嬗變為國際壟斷資本主義的經濟範式、政治綱領和政策體系，並氾濫于全球。新自由主義的核心政策主張是“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其實質是一種極端的市場原教旨主義，是一種代表西方壟斷資産階級利益的意識形態，是西方發達國家推行新殖民主義的理論工具。新自由主義的推行，曾使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一度重新煥發活力，繼續保持經濟、科技、軍事等領域相對較強的國際地位。因而，新自由主義被冠以“醫治經濟痼疾的萬應靈丹”的美名。

　　但是，歷史的發展有其自身的邏輯。不管西方輿論對新自由主義醫治資本主義“經濟痼疾”的功能如何讚美，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似乎總是不合時宜地襲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研究報告顯示，在1980至1995年間，181個成員國中有131個國家遭受了至少一次包括銀行業困境在內的經濟危機。美國紐約大學教授威廉塔布經過多年研究認為，在新自由主義盛行的這些年代，“經濟和金融危機已成為流行病”。

　　當前這場被稱為“百年一遇”的源於美國的國際金融危機在世界範圍的蔓延，及其以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為標誌的深化，更是向世人再一次證明，新自由主義這顆“萬應靈丹”不過是一個西方國家自己編造的神話而已。越來越多的人認為，新自由主義是這場國際金融危機的直接誘因，也是其擴展、深化的罪魁禍首。正如日本《每日新聞》所指出的，“危機的元兇”是“上世紀80年代初裏根與撒切爾推行的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即市場至上主義”，是“數十年的自由放任這一過度自由主義”。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國際金融危機的發生與蔓延絕非偶然因素所致，而是新自由主義長期氾濫導致資本主義內在矛盾持續激化的必然結果。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新自由主義政策主張的廣泛實施，西方國家的私有化浪潮不斷高漲，社會福利大幅削減，政府管制全面放鬆，經濟金融化和自由化程度持續提高。這樣，一方面，進一步加劇了本已十分嚴重的貧富兩極分化，激化了生産無限擴大的趨勢與勞動人民購買力相對縮小的矛盾。從1971年到2007年，美國企業平均工資從每小時17.6美元下降到10美元，而企業高管與普通員工的工資差距則從40：1擴大到357：1。另一方面，進一步放大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固有缺陷和市場失靈風險，激化了個別企業生産的有組織性與整個社會生産的無政府狀態的矛盾。為了緩和矛盾，滿足壟斷資本的逐利慾望，各類所謂金融創新和金融衍生産品紛紛出籠，普通民眾“自由享受”著舉債消費的日子，壟斷資本自由遊走於世界各地，導致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日益脫節，各種資産泡沫不斷累積、膨脹，全球經濟運行的風險不斷加大。2007年，美國房地産泡沫的破裂終於造成美國金融危機的爆發，金融衍生産品的風險鏈條又將金融危機從美國迅速蔓延到世界各地，引發國際金融危機。

　　寅吃卯糧，無異於飲鴆止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之後，為了救市和刺激經濟增長，西方主要國家採取了一輪又一輪“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以及減稅等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然而，“派直升機從頭頂上大把拋撒美元”的“美國式自私”，罔顧嘴邊的“世界責任”，試圖從其他經濟體竊取經濟增長，不僅沒有實現自身的經濟復蘇，反而引發了日趨嚴重的貨幣戰爭、匯率爭端和貿易摩擦；為富人減稅的“涓滴計劃”不僅沒有創造出民眾期盼的就業增長，沒有增加廣大工薪階層的收入，反而進一步拉大了貧富差距。更為嚴重的是，上述政策的實施導致西方國家財政赤字和公共債務水平急劇攀升，陷入了金融危機和主權債務危機相互拖累的惡性循環。德國《世界報》2011年8月22日發表的對17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問卷調查認為，“主權債務危機正在成為整個西方制度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難題。政界若無法迅速控制危機，美國和歐洲的經濟就將停滯多年”。事實確實如此。誰又能否認增長停滯和通貨膨脹不是當今西方國家經濟的顯著特徵呢？

　　需要指出的是，資本主義産生週期性經濟危機的根本原因，在於生産社會化與生産資料私人佔有這一資本主義本身無法克服的基本矛盾。這一矛盾決定了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的制度病或者説制度性危機。因此，儘管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採取的包括新自由主義政策在內的各類舉措，譬如通過所謂金融創新一時滿足購買力不足的勞動人民在住房和其他消費品上的“美國夢”，同時有利於實現過剩商品的“驚險一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延緩經濟危機的發生，但受維護和鞏固資本主義私有制這一根本點的制約，這些政策無法克服新自由主義長期氾濫累積的各种經濟社會矛盾。歷史經驗表明，只要以私有制為基礎的資本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沒有改變，只要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沒有根除，新自由主義也好，凱恩斯主義也好，都無法從根本上防止經濟危機週期性發生。

　　二、新自由主義實踐導致全球發展災難

　　新自由主義不僅被西方國家視為“醫治經濟痼疾的萬應靈丹”，也一再被宣稱為解決世界發展問題的“救世良方”。仿佛各國只要按照西方新自由主義開出的“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這個“良方”行事，就會提高效率、迎來增長，“通向美好未來的彼岸”。

　　事實果真如此嗎？這場新自由主義難辭其咎的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世界經濟急轉直下，進入增長“冰河期”。世界銀行2010年1月20日發佈的《2010年全球經濟展望》指出，全球GDP在2009年下降了2.2%。國際勞工組織（ILO）的數據表明，2009年全球失業人口總數高達近2.12億人，失業率為6.6%，與2007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前相比增加了3400萬人。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10年4月23日聯合發佈的《2010年全球監測報告：危機之後的千年發展目標進程》研究報告表明，2009年全球長期處於饑餓狀態的人口數量首次突破10億，美國貧困人口在2009年達到4360萬，為51年來的最高紀錄。而且，隨著世界貧富分化日趨嚴重、失業率居高不下、世界經濟動蕩加劇，西方國家罷工、遊行、騷亂等社會風潮不斷涌現，社會矛盾空前激化。這些不爭的事實清楚地告訴世界，西方新自由主義根本不是什麼解決世界發展問題的“良方”，它給世界發展帶來的也絕不是什麼救世“福音”，而是實實在在的災難。

　　新自由主義的氾濫不僅使西方發達國家深陷危機，也使廣大新興國家和發展中經濟體深受其害。在這場國際金融危機之前，亞洲一些國家原本期望通過實施新自由主義的改革收穫更大的發展成就，續寫所謂“亞洲奇跡”，結果卻是在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後迅速深陷經濟嚴重衰退、通貨快速膨脹、失業率不斷飆升和政局持續動蕩的局面。非洲實施新自由主義“結構調整”方案的結果同樣糟糕。在20世紀最後20年，整個非洲國內生産總值的平均增長率較此前的20年幾乎下降了一半。20世紀90年代，非洲國家人均國內生産總值更是呈負增長（－0.2%）。拉美在20世紀90年代實施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的結果，是持續的經濟低迷、社會形勢惡化和社會衝突加劇。1992—2001年的10年中，拉美國家年均經濟增長率僅為1.8%，被稱為“失去的10年”。蘇聯解體後，俄羅斯推行新自由主義“休克療法”式改革，結果導致國民經濟和工業生産下降了50%，綜合國力大大削弱。

　　當然，在實現“發展”方面，新自由主義也有其“成功”之處。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實踐，通過“私有化”名義的巧取豪奪、“市場化”名義的過度剝削和“自由化”名義的對外掠奪，最終形成了“資本流向世界，利潤流向西方”這一對西方壟斷資本來説相當美好的局面。而且，隨著經濟自由化和全球化的不斷推進，西方壟斷資本相對於國內雇傭勞動者的強勢地位更加鞏固，從而更有可能收穫豐厚的利潤。美國知名雜誌《名利場》2011年5月發表的一篇題為《1%“民有、民治、民享”》的文章這樣寫道：“美國上層1%的人現在每年拿走將近1/4的國民收入。以財富而不是收入來看，這塔尖的1%控制了40%的財富。他們人生的財運節節走高，25年前，這兩個數字分別是12%和33%。”這種西方資産階級諱莫如深的“發展”，才是它們不厭其煩地宣傳新自由主義是世界發展“良方”的真正動力。

　　實施新自由主義給世界發展造成的巨大災難清楚地告訴世界人民，新自由主義不過是西方壟斷資本對世界各國勞動人民進行剝削和掠奪的有力工具，所謂的自由不過是資本的自由而非全體社會成員的自由，所謂的“現代最完美的資本主義制度”既沒有提高效率，也沒有實現公平，仍然不過是以世界多數人的貧困和不發展為條件去實現少數人發財致富的資本主義舊制度而已。越來越多的人包括西方國家的有識之士清楚地看到，他們在真理觀、價值觀和發展觀方面與壟斷資本是根本對立的。“佔領華爾街”運動的抗議者們高呼“我們是99%”的口號就很好地説明了這一點。即便希望資本主義制度永世長存的一些西方人士，也開始深刻反思和強烈要求改善資本主義制度。世界經濟論壇創始人克勞斯施瓦布在今年1月29日舉行的達沃斯論壇閉幕會議上就提出：“我們必須改造資本主義，使之在市場經濟的基礎上更加負責任，對於社會的需要負責任。”而那些從不相信西方國家關於新自由主義外“別無選擇”之類宣傳的世界進步人士，則在“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口號的激勵下，開始從新的視角進行關於替代、超越新自由主義的深刻思索。

　　三、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正確方向

　　雖然這場國際金融危機使新自由主義的聲譽受到嚴重損害，但期望新自由主義就此銷聲匿跡的想法無疑過於天真。新自由主義在後國際金融危機時期仍然為西方壟斷資産階級所頑固堅持，在發展中國家也仍然有一定的市場和影響。

　　警惕和防止西方新自由主義誤導我國改革開放，最重要的就是要堅定沿著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正確方向前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確保公有制為主體和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方面、在“有形之手”和“無形之手”之間的協調方面，具有資本主義無可比擬的巨大優越性。一方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堅持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的結合，既提高了資源配置效率，又較好地把效率與公平結合起來，有利於保障按勞分配，防止兩極分化，不斷改善民生和提高社會福利水平，有利於保證國民經濟合理佈局，促進經濟社會均衡發展和城鄉、區域協調發展，有利於維護國家金融穩定和經濟安全，不斷增強我國經濟、科技的國際競爭力，也有利於各種所有制經濟在市場競爭中全面提高效率，充分發揮各自優勢，共同推動社會生産力的大發展；另一方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堅持宏觀調控這只“有形之手”和市場調節這只“無形之手”的有機協調，既注重發揮市場的調節作用，又注重發揮政府的宏觀調控作用，既有利於克服宏觀經濟不穩定和社會不公平等問題，創造一個穩定、安全、有序、公正的社會經濟環境，又有利於約束市場機制的自發性和盲目性，促進生産和需求的及時協調，不斷優化經濟結構和發展方式，實現經濟社會科學發展。可以説，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既體現了市場經濟的普遍原則，又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基本特徵，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把社會主義制度與市場經濟結合起來，是對傳統市場經濟理論的重大創新，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對人類文明的一大貢獻。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持續30多年高速增長，創造了世界經濟發展史上的奇跡。“中國的脫貧人口占發展中國家脫貧人口的75%，這是一個驚人的事實”。中國成功應對亞洲金融危機和這場國際金融危機的巨大成就，尤其是中國2009年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超過50%、2010年經濟規模躍居世界第二的事實，有力地證明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具有無可否認的巨大優越性。

　　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繼續推進改革開放，必須樹立高度的理論自覺、理論自信，深化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律的認識，毫不動搖地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始終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始終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製度，進一步提高宏觀調控水平，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彰顯強大生機活力，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越走越寬廣。

　　（執筆：胡樂明 劉志明 余 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