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政治家雖然滿口自由、平等、民主的説教，但仍繼續懷有帝國主義在地緣政治方面的擴張慾望。上世紀七十年代美國與沙特阿拉伯協議把美元作為石油的唯一定價貨幣，並取得了石油輸出國組織（Organization of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 OPEC）其他國家的同意，這即意味著此後以美元為中心的美國戰略目標是——控制石油。這一聯絡使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建立起了天然的支配地位，同時也被看作是美國在全球更廣泛軍事進攻的一部分。當然，美國與阿拉伯國家顏色革命熱潮的直接聯絡，同樣也被看作是世界範圍內的以美國意志輸出為核心的更廣泛的政治動蕩的一部分，華盛頓的領導人甚至希望在阿拉伯世界的動亂，能夠在制約非洲重要石油出口國家（包括中國、印度和巴西等）中起關鍵作用。

       此後的四十年左右，美國軍事上的進攻反而比整個二戰時期都更為擴張得多，並且石油控制這一戰略目標確實是通過單方面的政治或軍事進攻得以實現的：美國在海灣地區的沙漠行動中實現了其政治上的重要突破；在亞洲的西面佔領了阿富汗、伊拉克並顛覆和支配了一些重要的支軸國家；在阿拉伯世界把利比亞的石油特權納入到了美國意志的利益版圖中，並在西亞的敘利亞、以色列、也門、埃及和非洲一些國家建立起具有決定性作用的重要影響等等。

       整個阿拉伯世界從東到西橫跨北非和西亞地區，而此前在美國控制之下的戰線主要在西亞一帶，這塊中心支軸區域看起來相較北非的地理空間好似微不足道，但在對美國地緣政治上的影響卻是至關重要的，它不僅包括美元貨幣地位最重要的石油控制，而且擁有通向歐亞大陸和整個非洲的至要通道。因此，當美國的金融危機帶來了一個全球經濟不穩的新階段時，也正意味著美國重新進入這樣的一段歷史時期：對更廣泛戰略目標的追求重新迸發出新的活力——來自戰爭女神雅典娜的召喚——這再次證實了美國的戰略視野範圍包括了整個阿拉伯的石油世界。

       美國顯然不會撤出世界經濟的權力中心，且無論何時都準備著反對任何美元貨幣體系實際控制之外的威脅，於是在這場顛覆性的世界性經濟危機中取得突破性結果的爭奪也開始了。美國的這種反應態度可謂歷史上的里程碑，事實上，它標誌著美國為爭取支配這個世界經濟上更廣袤疆域（儘管它也許沒有領土方面的野心），而進行的長達數個世紀長久征戰的新的開端。

       美元全球影響力的擴張

       歷史上第一條以美元貨幣支配地位為中心的戰略戰線形成于二戰結束之後不久。一九四七年六月五日，美國具有戰略頭腦的第五十任國務卿、二戰期間美國陸軍參謀長、陸軍五星上將喬治馬歇爾（George Catlett Marshall）發表的一篇歷史性的演講，宣告了美國已為幫助歐洲復興作好了準備，並由美國為這一計劃提供資金——馬歇爾計劃成為了這一時期美國最具有潛在深遠影響力的戰略計劃。

       這一計劃旨在使美國的歐洲盟國在以美元為中心的美國經濟援助下，恢復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而遭受毀壞的經濟的同時，使歐洲成為一個在很大程度上同美國的利益和價值觀相一致的、非正式聯絡網組成的混合體（任何接受援助的國家將不可避免地喪失一部分經濟主權），同時遏止蘇聯共産主義勢力在歐洲由東向西的進一步推進計劃。美國和蘇聯都同時相信，馬歇爾計劃所推動的歐洲經濟一體化將令歐洲國家脫離蘇聯共産主義經濟體系對這一地區的影響和控制。蘇聯甚至在此後不久同樣推出了著名的莫洛托夫計劃（Molotov Plan），該計劃包括了對東歐國家提供重建物資的經濟援助，以及令這些地緣衛星國在政治和經濟上與蘇聯保持一致，從而阻止其他歐洲國家對美國經濟援助的完全依賴。

       美國如果計劃成功，將完全地挫敗蘇聯企圖將自己的經濟體系在西歐獲得立足點的努力，並讓美國成為歐洲經濟體共同利益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從而打開通往東歐的通道。而如果美國沒有在此前做到把蘇聯勢力排斥在國際貨幣體系之外，或是使歐洲貨幣處於從屬位置，那麼馬歇爾計劃的影響力同樣難以是決定性的。

       然而在一九四四年七月通過的佈雷頓森林協定（Bretton Woods Agreements），確定了二戰後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佈雷頓森林體系。這種美國對國際貨幣體系強有力的中心控制，包括建立了兩大國際金融機構（即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實行美元與黃金挂鉤，而成員國貨幣和美元挂鉤的可調整固定匯率制度等等。這決定了美國將會在隨後的一場同蘇聯的經濟意志的較量中取得勝利，並使歐洲國家在受到美國馬歇爾計劃經濟援助的同時，承擔起政治和經濟上的承諾和義務。與此同時，美國實行的廉價美元政策源源不斷地涌入歐洲，又被用於購買美國輸入歐洲的商品，事態如此發展，其影響是美元的大幅貶值造成了對美國的信任危機，歐洲國家開始利用美元體系換取較為保值的黃金，一九六○年十月的第一次美元危機爆發了。直至一九七一年八月十五日，尼克松宣佈了一項“新經濟政策”，停止了按照卅五美元每盎司的價格兌換非儲備貨幣國家的美元，同時美聯儲系統拒絕向國外中央銀行出售黃金。由此，美元不僅與黃金挂鉤的貨幣體制名存實亡，而且佈雷頓森林體系同樣完全崩潰。

       然而，比起佈雷頓森林體系對美元擴張僅僅在金本位制度上的約束，以美元作為石油唯一的定價貨幣則是一個質的飛躍。美國第一次劃出了界限，並通過公開行動和軍事部署表明了，越過這條界限將引發軍事衝突——對石油國家控制的界限——至今已堅守了四十年。

       這條戰略戰線保護了石油-美元的這樣一種關係，且隨著時間的逐漸推移完全被看作是美國力量的有機組成部分——採取先發制人的行動以獲取優勢，從而盡可能多地在軍事和政治方面控制石油國家，或在諸多地緣支軸國家建立文化、經濟和政治上的關係網，對美國來説已成為其全球力量保障的延伸。

       由於美國的領土互不相連、且毗連大西洋和太平洋的這一特點，決定了美國難以像蘇聯那樣以領土的方式向周緣國家進行輻射性擴張。所以，對一個海洋性國家來説，橫跨兩大洋不僅是美國向歐亞大陸領土性擴張的障礙，而且也是持續性地緣政治擴張的挑戰。為了加強美國在全球體系中的政治聯絡，通過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上的“外向性”擴張模式，以一種間接的方式滲透到其他國家，並將它們聚合在一起納入美國的全球支配體系中，成為了美國不斷努力去橫跨兩大洋以瓦解彼岸的政治、經濟和軍事關係，實現美國意志全球化進程的主要內容。這包括：美國為了保持自己與同盟國相互關係的穩定，讓這些國家成為美國所謂的“共同利益”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將其他國家綁在美國的利益馬車上），並且使這種“共同利益”的策略與軍事上的協同防禦協議具有同樣嚴格的約束力。

       經濟形態和政治意志的擴張

       歷史上新一輪鞏固美元中心地位的第二條戰線是在第一條戰線之後不久形成的。最初，在蘇聯經濟體系內部發生衝突、進而出現徹底性顛覆的這一戰略目標設想的前景，看起來似乎十分遙遠且毫無可能。然而，由於美國芝加哥經濟學派在拉丁美洲所採取的自由主義經濟改革的主動（具有戰略意義），美國成功地將“經濟改革的樣板”、“自由經濟的成功”等資本主義經濟形態，以地緣政治的方式，對社會主義其他國家的經濟形態進行區域性的輻射影響（輔之以資産階級報紙媒體的大肆鼓吹）。

       顯然，美國在拉美顛覆性的經濟嘗試將智利、玻利維亞、墨西哥等一些國家推出了蘇聯經濟模式的控制，而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又單方面額外地在政治、經濟、外交領域提出了一系列自由經濟改革的“新思維”。於是，在美蘇存在諸多分歧的情況下，美國布什政府對蘇聯採取態度明確的“走出遏制”外交政策，支持戈爾巴喬夫推行所謂“新思維”的政治改革，同時簽署雙邊貿易協定以加深兩國經貿關係以及互換留學生等等，從而盡可能多地要求陷於國民經濟困難的蘇聯經濟體實行全面的自由市場經濟改革。

       伴隨著東歐劇變，這場長達近半個世紀的美蘇對抗，以美國最終不費兵卒的情況下奪取了對蘇聯的巨大勝利，同時也實現了四十年來改變歐洲政治地圖的重要戰略目的。這場對抗使美國成為近半個世紀兩個超級大國之間影響力爭奪的唯一勝利者——一個在全球具有貨幣支配地位，並在世界大陸佔據地緣政治優勢的第一帝國。

       需要注意的是，在二○○九年之前，中美在全球貨幣影響力的爭奪看起來似乎並不會發生，美國因中國共産黨人在人民幣匯率上的不願妥協而感到憂傷，卻又無力去改變它。但是，華盛頓的戰略傾向很快改變了——伴隨著人民幣區域化的初步形成、中美貨幣在全球影響力的爭奪，以及中國邊緣化美元戰略的順利推行——美國決心將中國的影響排除在世界經濟的權力中心之外，並在華盛頓方面闡述的地緣政治目的中明確説明了這一目標。

       這場激烈的新的全球性爭奪開始於美國奧巴馬所宣稱的“美國是一個太平洋國家，自己則是美國第一位‘太平洋總統’”，這意味著美國又一次地回到了必須長期致力於“前沿部署”的外交時期——即繼續把美國的各種外交資源——包括最高級別的官員、發展專家、跨部門團隊和永久資産分派到亞太地區的每個國家和角落。這一戰略的行動方針是把美國在太平洋的戰略利益確定為主要在區域位置，並集中在意識形態的擴張，或者説政治意志的回歸方面（“前沿部署”外交）。

       這一點，由美國《外交政策》雜誌十一月號發佈的題為《美國的太平洋世紀》（作者美國國務卿希拉裏克林頓）的一項作為美國亞太政策綱領性的宣言中，對美國今後十年最重要的戰略目標作出了十分簡明的闡述：即要求美國向西擴張，主張今後十年美國外交方略最重要的使命之一，是大幅增加對亞太地區外交、經濟、戰略和其他方面的投入。美國將以與日本、韓國、澳大利亞、菲律賓和泰國的條約聯盟作為美國轉向亞太戰略的支點，從而增強美國的地區領導力，並像二戰後致力於建立一個全面、持久的跨大西洋的機構和關係網絡（這一努力已獲得成倍收益，而且仍在繼續受益）那樣，建立一個跨太平洋的夥伴關係和機構網，使之與美國的跨大西洋網絡一樣持久，並與美國的利益和價值觀一致。

       這一行動方針的關鍵已經十分明確，可以概括為：加強雙邊安全聯盟、深化美國與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大國的工作關係、參與區域性多邊機構、擴大貿易和投資、打造一種有廣泛基礎的軍事存在，以及促進民主和人權。也就是説，美國的這一意識形態的全球化擴張計劃所具有的直接或間接的侵略特徵，不但在各國交織出一張錯綜複雜的關係網（其戰略意義與美國向海外軍事力量的擴張同等重要），而且通過自身“唯一超級大國”的政治感召力和“自由民主”的特點，促使全球成千上萬的留學生自願涌入美國，尤其是亞裔美國人的增多（包括中國、印度、日本、韓國和東南亞等國家），使得這些國家數百萬已成為美國人的移民者對其本國居民産生影響，以增強美國意識形態和生活方式對全球各國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從而進一步鞏固這些國家對美國力量的政治認同感，並最終或是在這些國家內部引起危險的內向性顛覆，或是在削弱其國家力量中起關鍵作用。

       毫無疑問，美國將太平洋地區作為未來繁榮和全球領導權的中心，以便在接下來的整個世紀繼續發揮領導作用。因此，利用亞洲的增長和活力同樣是美國的經濟和戰略利益核心，也是一項首要任務——即促進更為自由開放的亞洲市場為美國進行投資、貿易及獲取尖端技術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而美國國內的經濟復蘇同樣將取決於出口、美國公司開發亞洲廣闊和不斷增長的消費群的能力。

       當然，在佈置其“前沿外交”的同時，美國同樣也面臨著這樣一個局面：即如果美國政府不能儘快恢復這些太平洋國家（尤其是地緣政治的重要支軸國）的“美國信心”，將可能危害美國剛剛開始重返的在太平洋戰略的重大意義，這反過來可能把美國從整個太平洋地區排擠出去——正如歐洲對蘇聯的地緣意識所意味的那樣。

       全球性的綜合遏制能力

       第三條戰略戰線——全球性的綜合遏制能力——形成得更晚一些。確實，由於採取了“前沿部署”的外交戰略，美國不僅要使自己繼續保持一種強有力的、令人信服的政治力量（或者説是地緣政治上的美國意識形態擴張），而且還要使美國必須保有這樣一種可以進行多方面的、相互交錯的、綜合性的遏制能力：這種能力足以使任何一個國家即便在擴充軍事力量方面有可能超過美國，但在經濟能力、技術革新和社會發展方面受到牽制，從而不再會成為一個潛在的、有威脅的敵手。更重要的是，美國所必須保持的對其他國家的技術革新優勢，將促使美國在諸如常規能源戰略高地的爭奪、常規力量在全球的部署和分佈、新的戰略核武器遏制和訛詐各國軍事力量、全球氣候變暖、新的能源替代、空間網絡和計算機等諸多領域衍生出各式各樣的其他戰略用途，使之在性質上發生革命性的變化，從而使這些國家的軍事力量在某一方面而言失去作用。毫無疑問，這一優勢的重要性並不在於美國能否提供一種軍事上能夠迅速取得勝利的打擊力量，而是在於它可使美國得到新的能力以獲得戰略目標的成功，並且在必要時確立美國在全球的決定性優勢。

       在戰後六十年期間，美國經歷了四次政治地位威脅的巨大動蕩：一九四五年的美蘇冷戰對抗；一九六○年的美元危機和隨後佈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一九九一年的海灣戰爭使美國走出越戰陰影，所産生的影響使世界重新認識美國。美國所做出的反應，無一不是利用了這一形勢，使其儼然成為在關鍵戰略領域裏獲取新的決定性優勢的催化劑。第四次美國政治地位的潛在動蕩威脅，形成于二○○七年底的美國次債危機，以及隨後而來的經濟衰退和債務危機的蔓延。或許美國的那些決策者將弱勢美元的貨幣政策主要看作是遏制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經濟影響力擴大的一部分，奇怪的是，美國執行的這一項看似有效地轉嫁美國債務危機的貨幣政策，使這些國家的經濟力量在與美國的較量中既受到打擊的同時，也更加得到了加強。也就是説，美國的大規模定量寬鬆貨幣政策在其政治影響和長遠戰略目標的損害甚至是無法估量的，不但將美元的貨幣支配地位同世界各國的經濟矛盾向前推進，使得自此以後的“世界各國都要拋開美元，用自己的貨幣結算”——逐漸越過了二戰後形成的貨幣體系格局，形成了新的貨幣格局界限——而且中國的人民幣全球性戰略目標的實現同樣借助了這一形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