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銀行業遭受的質疑和批評，從未像今天這樣嚴重。

　　4月以來，陸續公佈的各銀行年報不斷“飄紅”，但銀行業高利潤的爭議一浪高過一浪，似乎他們的業績越好，聲譽反而越差。

　　中國銀行業過去十年加速改革，資産總額、利潤率都以倍數遞增，屢創新高，業內共識是正“達到國際良好水平”。這個成就按説應該讓大家歡欣鼓舞才是。

　　可從兩會期間就開始的銀行業“暴利説”一直在延續。

　　中國民營企業聯合會會長保育鈞的話，代表了一些批評者的意見：“中小企業很困難，銀行卻大量賺錢，我們的金融和經濟是‘兩層皮’，並不合拍”、“賺了那麼多錢不叫暴利，什麼叫暴利？”

　　銀行家以數據反駁。中國農業銀行行長張雲稱，2009年到2011年，全國規模以上的工業企業的利潤增長率，分別是13.02%、53.58%和25.4%，而同期銀行業的利潤增長率分別是15%、35%和36%。這説明“銀行業的盈利能力與工業企業基本一致”。

　　有銀行業內人士稱，某些批評是“明顯缺乏專業知識”的“情緒上的猜測和發泄”。而中央財經大學中國銀行業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卻認為，應該重視數據分析背後的“事實”。

　　他表示：“無須測算我國社會平均利潤率的高低，也無須知曉其他行業的利潤率具體是多少，僅從大量國際資本、國內社會資本和民間資本都在千方百計爭取進軍銀行業這一現象看，投資什麼行業最賺錢，大家早已心知肚明。”

　　去年美國人“佔領華爾街”，今年中國銀行業遭遇輿論“圍攻”。在“後金融危機時代”，這能否看做是廣大民眾對可能遭受金融食利階層盤剝的憂慮與警惕？

　　銀行高利潤從哪來

　　即便銀行“暴利”和“壟斷”説難有定論，但銀行業內人士否認不了銀行業年報數據帶給別人的“不平衡”心理。

　　據統計，已披露年報的12家上市銀行總資産為71.26萬億元，共實現凈利潤8415億元，同比增29%，佔1336家上市公司利潤總額的51.3%。銀行業凈利潤的增幅是全體上市公司的2.23倍。

　　其中，五大國有商業銀行去年實現凈利潤6808.49億元，日均18.65億元。而工商銀行凈利潤2084億元，同比增長25.6%。

　　銀行業的薪酬水平看上去也令人“眼紅”。據不完全統計，銀行業平均年收入達到10萬元，而民生銀行2011年員工薪酬增長43.91%，人均年薪約39萬元；興業銀行、深發展分別以30.48萬和27.8萬居第二和第三位。

　　與銀行業的“驕人”業績相比，實業類企業則黯然失色。除去12家上市銀行之後，1324家上市公司的凈利潤總額為8005億元，較2010年下降10億元。

　　尤其讓人感受到“環肥燕瘦”、“不平等”的是，有979家上市公司利息支出較2010年增長36.7%，達1256億元，遠超上市公司本身的凈利潤增幅。這就是説，企業必須先給銀行交足了銀子，才能維持自己的發展。

　　2011年中國商業銀行實現人均利潤近40萬元；相比之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人均利潤不到4萬元。

　　有業內人士反映，2011年下半年後不少做實體經濟的企業效益下降，資金缺口開始放大，而同時，銀行議價能力卻大幅提升，對中小企業的貸款利率上浮20%~50%。

　　這不免使人想起溫家寶總理去年年底在江蘇考察時的表態。他當時説，“金融家應當是企業家，不能把企業當成唐僧肉。”

　　經濟學家李才元比較了中美兩國金融業利潤佔比的差異。從2001年至2010年，美國全部企業利潤當中金融行業利潤佔比約30%，最高一年曾達到40%，這已是典型金融業“過度發達”狀態。

　　在中國，僅從A股上市公司數據看，銀行業利潤就佔一半。加上非銀行類金融機構（如證券公司、保險公司等），整體金融行業利潤佔比恐怕與美國不相上下，“肯定是偏高的”。

　　“金融業的利潤就是實體經濟的成本”，李才元認為，銀行業利潤高低並不是絕對的，關鍵在於金融業性質是服務業，必須服務和服從於實業發展，如果實體經濟低迷，其利潤不足以支付金融業的利息，經濟運行就會出問題，某種意義上説，這是經濟泡沫化的先兆。

　　金融危機後，“美國病”成為世界經濟的一個新名詞，就是特指金融業的膨脹遠遠超出實體經濟支撐的現象。但美國是世界經濟運行的核心國家，工業化早已完成，科技基礎好，金融業作為經濟的主要拉動力，可以通過美元的“全球氾濫”來轉嫁自身風險。

　　而中國根本沒有“轉移風險”的能力，如果也犯上“美國病”，只能自己“內部消化”，麻煩更大。

　　國家信息中心研究員徐策打了一個比喻：如果説實體行業是國民經濟系統的“骨架”和“肌肉”，銀行業就是國民經濟運行的“氣”和“血”。

　　由是觀之，銀行業疲弱或支持不利，則國民經濟“氣血虛虧”、“氣血不暢”，實體經濟的骨骼肌肉自然虛弱，肢體會冷熱不均、麻木疲敝；如果銀行業利潤過於豐厚，則表現為“氣血旺”和“虛火上升”，同樣會造成國民經濟的病態。

　　他還擔心，目前銀行業與實體行業“利潤分化”會導致一個惡果，有些企業家看到銀行業利潤高漲之後，會進一步放棄利潤窘迫的實業，進而加入金融業的“虛擬化經濟循環”中，因為短期看，由此獲取的收益遠比踏踏實實從事實體行業的研發、創新、轉型和升級容易得多、高得多。

　　事實上，近年來浙南、蘇南經濟區出現的“産業空心化”、“高利貸”和“地下集資”氾濫等現象，正是這種“虛、實産業分化”的演變邏輯。

　　從“不務正業”到“虛火上升”

　　美國爆發金融危機之前，“大企業的金融化”早已瀰漫美國經濟體。比如，著名的通用電器公司（GE）2007年利潤主要來源是資本運作，製造業僅佔公司利潤的5%。

　　學者韓毓海發現，通用公司就像一個“利息的二道販子”，靠自己“3A”級的信用評級，低息從銀行獲得貸款，再轉手以高息貸給那些信用評級較低、甚至無法從銀行獲得貸款的企業。

　　他認為，美國的主要支柱型大企業紛紛放棄“主業”或者“本業”，改行從事金融放貸業務，這種大規模的“不務正業”，可以説是美國經濟泡沫化的典型症狀。

　　在中國，同樣的問題也成了銀行業高利潤的伴生物。中國銀行業信貸分配不合理造成的普遍問題是，有些國有企業以其自身優勢獲取相對低成本貸款，再轉貸給中小企業，從中獲取利差。比如，部分上市公司財務報表顯示，企業主營業務利潤虧損，而資産業務利潤卻實現大幅高增長。

　　徐策表示，這加劇了中國經濟“虛火上升”的症狀。因為債務總是按指數速度增長，而不管實際生産能力的增長如何，企業與個人收入被越來越多的債務利息所汲取，這使得可以用於商品和服務的可支配收入減少，從而使經濟萎縮，利潤下降，這又阻止了對工廠和設備的新投資。

　　他認為，反思歷史上的金融危機，大概均是如此，“當金融資本過度地侵佔了産業資本的利潤時，經濟出現過度虛擬化時，勢必要出大問題”。

　　銀行業高利潤另一個為人詬病的問題是，利潤來源主要是存貸利息差額。據分析，美國等發達國家銀行利息收入佔比一般在50%，而中國銀行業達80%。

　　事實上，僅從凈息差水平看，中國銀行業水平在3%左右，在國際銀行業中並不算高。相比而言，印度為3.05%，俄羅斯為6.44%，巴西是11%。全球排名前十的銀行過去十年平均息差水平是2.22%，美國銀行、富國銀行過去十年息差水平分別為3.28%、4.5%。

　　但是，我國融資結構以銀行間接融資為主，約佔七成，銀行信貸在資金配置中一直佔主導地位，這個結構問題，是銀行息差收入佔比較高的根本原因。

　　“一家銀行與一個麵包作坊的差別是什麼？”李才元舉例稱，麵包房的成本，包括人工、廠方、機器和麵粉等原材料，如今原材料糧食漲價，麵包價格就上漲；對銀行而言，成本包括人工、店面、ATM機等，最重要的原材料是儲蓄，可這麼多年中國的儲蓄總在增加，存款利息則一直保持低位，甚至“負利息”，“銀行的原材料成本”不斷在降，才實現“用超低成本獲得超高利潤”。

　　“從根本上説，群眾的不滿意主要在於銀行的高利潤是以犧牲儲戶利益為代價，以盤剝儲戶為基礎的。”

　　利率是由政府制定並加以管制的。為什麼我國允許存貸利息差長期存在？

　　徐策認為，中國經濟的特徵是“投資饑渴症”，不論是新中國成立前30年的“趕超戰略”，還是市場化改革後的“GDP拉動”，都形成了“高投資驅動經濟快速增長的模式”。

　　投資需求要有資金保障，實現高投資，必須降低資金成本。因此，貸款利率必須服從於鼓勵高投資和經濟快速增長的“大局”，很難提高，只能使存款利率降的更低。這就形成了“居民補貼企業、企業補貼銀行”的國民收入分配格局。

　　更重要的是，我國包括養老、醫療、就業、教育以及住房等保障體系尚不健全，居民一方面要“存款保險”，另一方面缺乏其它合理的投資渠道，除了存款掙那點兒微薄的利息，沒有更好的保值增值辦法，這都造成“儲蓄率長期保持高位與存款利率長期保持低水平並存的現象”，也正是銀行高利潤的基礎。

　　最後的銀行業盛宴

　　為解決銀行業高利潤問題，中央財經大學郭田勇説了一句廣為流傳的話，“要靠郭樹清而不是尚福林”。

　　郭樹清是證監會主席，尚福林是銀監會主席。言外之意，中國經濟中資本市場大發展，直接融資比重提升，才會最終調整“銀行業獨大”的格局。

　　但很多人不知道，郭樹清到證監會履職前，還做過建設銀行董事長。他在當時就反思過“金融危機後銀行業向何處去”的問題。

　　在他眼裏，保持“兩位數的增長”似乎成了包括銀行在內的金融行業的一般標準。

　　這讓郭樹清感到“奇怪”：在現實經濟中，很少有哪個行業可以達到持續三年的兩位數的收益，憑什麼金融業可以做得到？他由此預計，發達國家金融業未來會逐漸衰落。

　　其實，這間接地給中國銀行家提了個醒：“好日子能持久嗎？”

　　銀行業高利潤受益於中國經濟這些年的高速增長，這是一個廣泛的共識。正因如此，中國經濟“粗放式增長”的特徵，也原原本本地體現在銀行“巨無霸”的身上。

　　用清華大學經管學院李稻葵教授的話説，國內商業銀行就像“只吃不拉”、需要“減肥”的恐龍一樣。

　　銀行業的規模擴張之路，在經濟繁榮期還沒人注意，在經濟回調時，就變成了實體經濟身上沉重的“烏龜殼”，進而使整個金融體系的系統性風險逐步積累。

　　數據顯示，金融危機後，中國銀行業的信貸投放總量，由2008年的4.91萬億元，猛增至2009年的9.6萬億元，而後的2010年、2011年分別是7.95萬億、7.47萬億。而中國銀行業總資産由2007年的52.59萬億，增至2011年末的113.29萬億，4年翻了一番。

　　正是天量信貸支撐了銀行的高利潤。2007年銀行業稅後利潤4467億元，2008年5834億元，2009年6684億元，2010年8991億元，2011年10412億元。

　　中國農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向松祚稱，這些亮麗的業績報表只是暫時的，“沒有一個行業能夠永遠高速擴張下去，高速利潤擴張只是一個短期現象。”

　　潛在的危機感，使得中信銀行行長陳小憲在2011年度業績發佈會上，顧不上慶賀該行凈利潤43.28%的增幅，反而宣佈“銀行業內已達成共識，高利潤時代將結束”。

　　“這可能是國內銀行業最後的盛宴”，李才元分析，2011年的業績是基於2010年銀行業的結算數據，那時候中國經濟還處於高增長階段。從今年往後，經濟“軟著陸”的回調大趨勢，決定了銀行業的高利潤時代已成過去時。

　　從長期來看，中國銀行業的利潤主要來源於“兩條腿”：一是貨幣擴張性投放；二是不斷為房地産、土地等“資源金融”提供信貸。可是，中國經濟未來主要任務是“瘦身”和“健身”，這“兩條腿”恐怕都走不動了。

　　溫州金融改革試驗區已經破題，可以預計，未來5年新型的民間金融機構將陸續崛起，這將使目前靠政府管制來掌握議價能力的傳統銀行業務，受到巨大挑戰。

　　伴隨利率市場化的推進，“在不遠的未來，就像今天看到有些房地産企業申請破産一樣，我們也會看到破産的銀行，因為它們沒有真正的競爭力。”李才元説。

　　沒有“毛細血管”怎麼成

　　如果説工、農、中、建、交等大型銀行，是國家經濟的“主動脈”，那麼金融改革的難題，仍在於把血液輸送到肢體末梢的“毛細血管”。

　　徐策認為，要適度放開對中小銀行的準入門檻，逐步形成“大銀行服務大企業、中銀行服務中企業、小銀行服務小企業”的多層次行業格局，引導銀行業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

　　中小企業提供了全國75%以上的城市就業崗位、66%的發明專利、82%的新研發産品。溫州金融改革試驗區要解決的首要任務，就是如何為中小企業注入新鮮的“血液”。

　　郭田勇建議，商業銀行的金融服務應該更精細化、專業化，要推動大銀行的中小企業信貸部門與其他部門在業務上實現單獨考核、單獨管理，提高其服務內容和質量，要進一步推出針對中小企業的創新産品，如“供應鏈融資”和“知識産權抵押貸款”等。

　　國家信息中心研究員張茉楠撰文稱，目前的銀行信貸只是按固定資産抵押來放貸，這樣許多創新型科技企業，因為缺少資産、缺少現金流，而得不到銀行之“水”的澆灌和滋養。

　　她表示，中國經濟要“金融回歸實體”，應當考慮讓“水”流向不同金融層次。同時，必須積極實施科技成果“資本化”戰略。

　　“銀行業如果能推動科技創新，從資助房地産，服務於高耗能、高污染企業，轉變到為高科技、高附加值行業提供服務，那麼利潤再高，也很難招來批評了。”李才元堅信，銀行業的未來取決與創新金融産品，建立新的“造血”機制，要從“資源金融”，轉向實業金融、科技金融和消費金融。

　　“走老路，就是走死路，”他説，金融業要給實業以“出路”，那麼實業就能給金融業以“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