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中國銀行業，就像一條慵懶的藍鯨，這是地球上生存過的體型最大的動物（中國銀行業的利潤佔全球銀行業總利潤的20%以上，中國工商銀行市值全球第一），靠吃食物鏈底層的磷蝦（銀行利潤70%以上來源於利差）維持自身一百多噸的身體（2011年，中國銀行業金融機構的總資産達到113.28萬億元，商業銀行凈利潤超過萬億元大關，達到10412億元）。

　　説到底，銀行行長應該“不好意思”的並不是高利潤，而是銀行體制改革不力造成的壟斷亂象：金融業務偽創新、對實體經濟不作為、服務質量改進難……

　　老百姓之所以罵銀行，也並不完全是因為他們“暴利”，而是因為他們的錢並未發揮應有的作用。更重要的是，這些“暴利”不僅開始腐蝕中國銀行業本就艱難的改革動力，也在對目前脆弱的中國實體經濟産生負面影響。

　　瑞士實業家喬安在1851年的遊記中曾這樣描寫當時一家位於倫敦的銀行：“我于9點前到了銀行，被帶到櫃臺前的座位上，5個出納員在櫃臺後忙碌著。8點55分，一個銀行職員坐在櫃臺前。我把支票拿在手中遞給他看。他一言不發，只是將一個小袋子中的幾枚金幣放在抽屜裏。然後他又拿出一個小鏟子，直到9點的鐘聲響起時，他生硬地問我需要金幣還是鈔票，在得到答案後，就再也沒有理我。”

　　這是發生在161年前的銀行服務，也是一次完美且毫無感情色彩的機械性服務。

　　161年之後呢？

　　如果我們把這篇遊記中的櫃臺改為電腦，金幣改為人民幣，小鏟子換做兩隻手的話，這個情景很容易讓人聯想到目前中國銀行業整體的服務。唯一不同的是，那家倫敦的銀行或許在當時還要為自己的利潤苦苦支撐，而現在的中國銀行業則完全不需要為業務著急。因為，憑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其利潤已經超過了石油行業。

　　服務跟不上，掙的錢比誰都多，自然會引起人們的嫉妒。

　　作為一家外資銀行駐北京辦事處的管理層，冼必儒每日的工作壓力非常大，即便如此，他也要比遠在英國倫敦總部的同事們要幸運得多。因為在那裏，他的同事們要頂著因歐債危機可能被辭退的風險繼續苦幹實幹。但在中國，冼必儒則完全沒有這樣的憂慮，因為他所在的銀行由於受益於中國經濟的穩步增長，業務蒸蒸日上，但即便如此，他們的利潤也不能和中資銀行相提並論。

　　2011年，中國銀行業金融機構的總資産達到113.28萬億元，商業銀行凈利潤超過萬億元大關，達到10412億元。冼必儒在被中國銀行業的超高利潤折服的同時，也驚詫地發現：這裡的銀行不需要充分競爭就能獲得他不敢想象的高利潤，儘管服務水平不高，但客戶仍保持忠誠。

　　“他們是怎麼做到的？”冼必儒問道。要想解決這個疑問，我們必須了解中國銀行業利潤構成的特殊性。事實上，之所以每次在銀行業利潤數據公佈之後，都會引起人們的極大反感，原因就是中國銀行業目前旱澇保收的利息收入和名目繁多的收費項目早已被公眾認定是銀行暴利的“源泉”。

　　當下，這種“認定”更像説書人開場時的那一記醒木：提醒你，暴利不僅開始腐蝕中國銀行業本就艱難的改革動力，也在對目前脆弱的中國實體經濟産生負面影響。當然，也不完全都是壞事，暴利也無形中成為倒逼中國利率市場化改革進程的動力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