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中國快速崛起的進程，各種議論聲也不絕於耳，其中，既有肯定“中國模式”的讚揚聲，也有一輪又一輪驅之不去的“中國威脅論”。

　　“中國威脅論”一定程度上惡化了中國的發展環境，但同時也成為刺激中國發展的動力。面對“中國威脅論”日益成為一些國家慣用政治手段的現狀，我們應該淡定從容、主動作為，採取多種方法應對它。

　　“中國威脅論”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

　　其實，“中國威脅論”的説法由來已久，總的來看，它經歷了以下三個發展階段。

　　第一階段，19世紀中期至20世紀中期。這一時期，西方列強基於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需要，開始了最早的“中國威脅論”宣揚。

　　“中國威脅論”根源於19世紀西方文化帝國主義，是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産物。當時，已完成工業革命的英美等國家，在資本逐利的驅使下開始瘋狂海外殖民，與此同時製造出“西優東劣”的觀念為殖民行為辯護。

　　在此過程中，基於13世紀蒙古人西進歐洲以來形成的“黃禍”歷史記憶，有關中國具有一種東方式的“威脅”和“內在的殘暴性”，是西方表述中國眾多主題中頗為顯著的一條。

　　“黃禍”威脅的緣由五花八門，他們或擔心中國的強大和綜合國力的增強，或恐懼中國人可能的“種族仇恨”，或憂慮中國人可能的“覺醒”，或擔心中國對西方商業上的可能衝擊等等。對來自中國“黃禍”的恐懼，成為19世紀末20世紀初整個西方世界的一種普遍現象。

　　第二階段：20世紀中期至90年代。這一階段，中華民族歷經百年抗爭，最終在中國共産黨的領導下，推翻了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外部壓迫，贏得了民族解放與獨立並建立起社會主義制度，西方世界基於意識形態方面的考慮，大肆宣揚“中國威脅論”。

　　當時，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從冷戰需要出發，極端仇視紅色政權，對新生政權全力封堵包圍。朝鮮戰爭爆發後幾個月，中國人民志願軍參戰，並與“聯合國軍”展開殊死較量。西方世界再次炒作“中國威脅論”，大談中國軍事威脅，並認為中國革命勝利會在東南亞引發多米諾牌效應。這一時期，西方世界對紅色中國進行了瘋狂的“妖魔化”宣傳，中國被歪曲為大多數西方人心中的“專制、好戰的紅色惡魔”。

　　第三階段：冷戰結束後至今。這一階段，中國在改革開放的偉大歷程中，經受住了世界社會主義陣營解體的巨大衝擊，並走向發展崛起的道路，在此過程中與外部世界産生了矛盾衝突，西方及周邊相關國家基於利益因素，掀起新一輪“中國威脅論”。

　　進入20世紀90年代，隨著蘇東劇變、世界社會主義陣營解體，持續近半個世紀的冷戰結束。中國在1978年開始改革開放，此後經濟高速發展，政治影響力大大上升，軍事力量持續增強。面臨中國力量不斷上升的趨勢，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和一些中國周邊國家，不斷宣揚“中國威脅論”。

　　與此相呼應，西方學者發佈相關理論，從文明、意識形態等角度進一步論證“中國威脅論”。其中，影響最大的當數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認為文明衝突是未來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伊斯蘭文明和儒家文明可能對西方文明提出挑戰並引發戰爭。

　　另一重要理論就是“民主和平論”，認為民主國家之間更不容易發生戰爭，而中國之類的“專制”國家則制度性地蘊含著更多的戰爭可能性。這一期間，美、日等國報刊先後發表了多篇“中國威脅論”的文章，如《正在覺醒的巨龍：亞洲真正的威脅來自中國》、《即將到來的美中衝突》、《鼠年》、《紅龍躍起》、《美國太平洋海洋統治遭遇中國挑戰》、《論中國這個潛在的威脅》等，大肆渲染“中國威脅論”。

　　與前兩輪“中國威脅論”相比，新一輪“中國威脅論”表現出多元複雜的特徵。就其宣揚主體而言，既包括西方國家，又包括周邊相關國家。就其實質內容而言，既包括“軍事威脅論”、“意識形態威脅論”，又包括“經濟威脅論”、“文明威脅論”、“生態威脅論”等。

　　利益衝突是當今“中國威脅論”的深層原因

　　在國際關係中，威脅總是客觀存在的。在相互懷有敵意的國家之間，只要一方有一定的力量及意圖，就會對另一方産生威脅。因此，“威脅論”是國際關係中的一種常態現象。如在長期相互敵視的阿拉伯世界與以色列之間，針對彼此的“威脅論”可謂根深蒂固。

　　但縱觀全世界，唯有“中國威脅論”近20多年來長久不衰，且得到包括西方及周邊相關國家大規模認同，原因究竟何在？細細究之，這與中國的崛起發展密切相關。概言之，“中國威脅論”實質上是西方及周邊相關國家，基於自身危機意識，緣于形形色色利益因素，用來制約中國崛起發展的一種政治手段，是冷戰時期“零和”思維在新的時代條件下的體現和反映。

　　探尋當今“中國威脅論”的深層緣由，必須從發展層面入手。“中國威脅論”，説到底是由於中國在經濟、軍事等方面的快速發展引起的，是國家崛起中的必然伴隨品。

　　中國的發展具有不同尋常的重要意義。與世界其他國家不同，中國是一個有著五千年輝煌歷史、在世界發展史上曾長期佔據領先地位的文明古國，在經歷19世紀中期以來的殖民入侵、民族抗爭與長期探索，而今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終於找到了民族復興的道路，並不斷加快國家崛起的步伐。

　　中國的發展，有著曾經遭受西方侵略掠奪的歷史記憶，有著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意識形態特色，有著960萬平方公里陸地領土、13億人口的超大規模，有著改革開放30多年來保持9%以上的驚人經濟發展速度。這是其他國家不具備的中國發展特質。

　　與中國的崛起發展相一致，印度近年來的發展速度也大大加快，成為“金磚五國”之一。但與中國相比，印度是信奉資本主義的國家，在意識形態上與西方國傢具有一致性。從發展質量與規模來看，印度尚不足以對西方國家構成重大挑戰。真正對美國的霸權及西方世界的主導地位構成挑戰的，在當今世界除了中國別無二家。

　　在一些西方國家看來，中國的發展崛起，是對其主導下的傳統國際秩序及地緣政治格局的挑戰。從資本主義崛起的歷史經驗看，歷史上所有大國的崛起，都伴隨著強權與戰爭，都是以運用武力為手段的。英、美、德、日等國的崛起，無不是遵循著富國-強兵-戰爭擴張的規律。在此基礎上形成的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無論是西方權力轉移理論或霸權轉移理論，都認為伴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提高，必然會使得國家間的關係發生權力轉移，中國將挑戰現有的國際結構，導致國際體系的不穩定乃至爆發戰爭。

　　為此，害怕中國的發展強大將挑戰其既有的國際地位，是西方國家宣揚“中國威脅論”的真正擔憂；借“中國威脅論”來制約中國的崛起發展，是西方國家宣揚“中國威脅論”的動機所在。

　　在一些周邊國家看來，中國的發展崛起，是對領土資源現狀的可能改變及本國政治、經濟利益的可能衝擊。“中國威脅論”，成為這些國家攫取形形色色國家利益的一種政治手段。這包括：

　　其一，為領土資源之爭提供依據。中國是世界上邊界最為漫長、與鄰國存有領土領海爭議最多的國家之一。隨著中國力量的強大，與我國存有爭議的國家日趨憂慮，唯恐在領土資源之爭中落敗。

　　其二，為維護經濟利益提供理由。在有些國家看來，中國的快速發展會對其經濟利益造成衝擊。尤其是日本，隨著上世紀90年代以來陷入長期經濟衰退，而中國則保持高速增長並在經濟總量上超過它，這種失衡的心理尤為強烈。

　　其三，為擴張軍力提供藉口。近年來，一些國家藉口中國對本國帶來軍事與安全威脅，投入鉅額軍費大力發展本國軍事力量。

　　其四，為爭奪地區主導權提供工具。某些國家為奪取地區事務主導權，往往大肆渲染“中國威脅論”，以挑起中國與周邊國家之間的矛盾，自己則從中漁利。

　　“中國威脅論”具有遏制和刺激雙重效應

　　新一輪“中國威脅論”的始作俑者，是為了遏制與干擾中國的發展。然而，結果卻事與願違。幾十年來，西方及周邊一些國家極力渲染的“中國威脅論”，實際上産生了遏制與刺激的雙重效應。

　　一方面，“中國威脅論”成為中國發展中的雜音，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中國形象，阻遏了中國的發展步伐。

　　在政治層面，“中國威脅論”引發了周邊一些國家對我國的敵意，增加了周邊國家對我國的不信任感，阻礙了我國與之開展國際合作的步伐。

　　在軍事層面，“中國威脅論”加大了地區軍備競賽的可能性。近年來，周邊一些國家花費重金購買先進武器裝備，客觀上增加了地區不穩定性。

　　在經濟層面，“中國威脅論”增加了我們同世界其他國家的經濟摩擦。近年來我國同一些國家的經濟摩擦事件不斷增多，不能説與廣泛散佈的“中國威脅論”沒有關係。

　　在外交層面，“中國威脅論”為某些大國人為地阻遏我國走向世界提供了政治藉口，成為西方國家制約我們發展慣用的一張牌。如在近年來我海外經濟活動中，中國企業收購海外資産的多起商業行為，都因某些國家以危害本國經濟安全等藉口橫加干涉而終致流産。

　　總的來看，“中國威脅論”在一定程度上惡化了中國的周邊環境，使我在發展過程中不得不面臨更加複雜的國際環境，不得不承受更多的外部壓力。

　　另一方面，“中國威脅論”作為外部強加的動力，在一定意義上強化了中國自身的危機意識，刺激了中國的崛起和發展。依據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的“挑戰-反應”理論，有機體在遇到挑戰時，會本能地産生一系列有效反應，從而最終促進有機體的發展。

　　“中國威脅論”在帶來一定程度負面效應的同時，也在一定意義上成為刺激中國發展的外部動力。中國古代就有“憂勞興國、逸豫亡身”的古訓。“中國威脅論”，是西方及周邊相關國家緣于外部力量逐漸強大而産生的危機意識，這種危機意識在被反復強調的同時，也反過來成為促使中國發展的重要外部動力。實際上，恰恰是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威脅論”浪潮一波又一波掀起之際，中國發展的步伐大大加快並日益穩健。

　　此外，“中國威脅論”在客觀上也強化了中華民族的凝聚力。中華民族從來就不是一個為外力屈服的民族，而是遇強愈強、愈挫愈勇。在“中國威脅論”中成長起來的國人，在親身感受到國家日益強大的同時，也逐漸適應與接受了這種機遇與危機並存的生存環境，這無疑有利於培育大國心態，有利於下一步中國更好地走向真正的大國。

　　淡定從容、主動作為，應對“中國威脅論”

　　“中國威脅論”成了某些國家國內政治中的慣用工具，成了國際社會中的一種權力話語現象。每當某些國家遭遇國內相關政治議題時，往往搬出“中國威脅論”應急。如在當前如火如荼進行的美國大選中，“中國威脅論”就是奧巴馬政府屢屢使用的一張牌。面臨“中國威脅論”的這種現狀，我們要淡定從容，又要主動作為，採取以下方法有效應對。

　　第一，培育與大國相適應的從容心態。在不出意外的情況下，中國走向真正意義上的大國，只是時間上的問題。在此過程中，“中國威脅論”、“中國衰亡論”等種種論調，勢必層出不窮。要培育沉著、從容的大國心態，冷靜理性地看待來自國際社會的讚譽與詆毀，不為外界的種種鼓噪所動，不被“棒殺”、不被“唱衰”，展示給世人泱泱大國包容萬物的博大胸懷。

　　第二，繼續推進並大力加強國際合作。加強與世界各國的合作，創造與強化互利互惠的“共贏”關係，是消弭“中國威脅論”的重要途徑。要堅持睦鄰友好的原則，加強政治、軍事層面的互信，進一步拓寬在反恐、軍演等國際合作方面的深度和廣度，最大限度地消除彼此的敵意。在深度融入經濟全球化過程中，繼續加強同世界各國的經濟合作，努力建立相互依存、共同受益的經濟關係。要在加強國際合作中，使世界各國認識到中國的發展崛起，只會為世界帶來實惠與利益，而決不是所謂的“威脅”。

　　第三，積極塑造良好的國家形象。隨著國家的進一步發展以及“走出去”步伐的加快，我們應具備全球戰略眼光，積極主動地塑造良好的國家形象。要綜合利用各種手段，重視併發揮媒體的國際傳播能力，塑造並掌控符合本國利益的國際話語權。除了積極向國際社會闡明中國“和平崛起”的戰略意圖之外，還要充分發揮媒體的作用，通過釋放善意、提高透明度等，來主動回擊“中國威肋論”的惡意攻擊，打破當前我面臨的被動局面。

　　第四，堅定不移地走和平發展的道路。縱觀“中國威脅論”的三個發展階段，在國力最為孱弱時，“中國威脅論”是西方推行其殖民政策的理論工具；當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威脅論”是西方封殺新生政權的政治藉口；進入20世紀末21世紀初，隨著中國的發展崛起，“中國威脅論”成為西方及周邊相關國家遏制中國的政治手段。可見，“中國威脅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損害中國，取決於中國自身國力的發展狀況。

　　為此，應對“中國威脅論”、抵消其負面效應的根本之道，在於大力發展中國的國力。要增強定力，以“任爾東西南北風”、我自“咬定青山不放鬆”的精神，聚精會神地幹好自己的事情，確保安然度過當前的發展關鍵期。屆時，“中國威脅論”作為中國發展崛起過程中的特殊歷史符號，自然就會消退了。

　　（作者單位：軍事科學院國防政策研究中心）